电视剧我的母亲我的家大结局「母亲我的家(续)」

再返匡村的日子

从宰相窊举家返忻的准确日子，应该是1975年的元旦之后。因为我是1974年的12月28日午夜从军走的，而父亲并没有回去送我，那么他定是利用元旦的休假才回去。再者，寻人用车也得时间，据二哥讲还是县机械厂给出的车，车是头天晚上就开去村里的。这样推来，迁徙的日子就无疑是1975年的元月上旬。

家里的行李没有多少，可算作的就是被褥和灶具，衣箱仅只一个，容积约半立方多点，还是用人家废弃的包装箱板自制的。明显多的是粮食中的山药。那年的山药是我在地里选好，装了十来麻袋，亲自赶着毛驴小车送回家的，跑了两趟。三口人的总量不少于1500余斤，折合口粮300斤，其它五谷亦应在千余斤。所以，连人带物不超过两吨。对于汽车来说，可谓是轻装简行。可是，当时的车况、路况，实在是糟糕得很。车子在爬上宁武山后就抛锚了。父亲让二哥携四弟下山转乘火车，他和母亲则候在山上。好在车子没太固执，再次启动后一路顺利赶至忻州。那时的忻州还叫忻县，但在母亲的概念里，它从来就是忻州。

在忻州新的落脚处，应该是父亲作了安排的。他拜托了匡村我家的老房东李德政夫妇，也就是我们一直称为政叔叔、政婶子的。那天回来，他们用当时忻州的待客饭——茭子面长鱼鱼，给接了风。可见两家的情分，年久不衰。

政叔他们给赁好的房子，位于匡村中部的中和巷。巷子是南北方向，宅院在巷子的西侧。院内有正房三间，西房三间。正房当然是房东住着，西房闲置，赁给了我们。房东姜姓名尚琐，育有三子三女，当时长子、长女似已成家另过，跟前还有四个子女，显然劳力缺乏，家道清贫。只是大小人还算和善。同居一个院，时近二载，虽有些芥蒂，但终未张扬在面上。固然母亲掌控着着寻房住院规矩的恪守，事事让长于房东，而姜家房东总归也非刁泼人家。

返回故里，确乎圆了母亲心心念念的梦。梦里的风土人情，她是熟悉的，是生来与就的，梦里的内亲外戚，由于十余年远隔两地，没有来往，客观上是寡淡的，主观上则是十分想念的。这一回来，他们就成为家里的常客，家里的座上宾。母亲对他们可谓是热忱之至，倾尽了所有和所能。

第一位是打小就在我们家常走动常住的三姨。她和降百祥舅舅、招根二姨，与母亲虽系一母所生，但却不能算作一母同胞，一则姓相异，二则乳不同。这就从骨子里存在着生分。那位三姨夫，虽系定襄蒋村人氏，却憨厚的素质不多，大概是在母亲患胸膜炎时，向她们借了百元钱，居然专门来信追讨；四弟有次借了人家几斤粮票，如数还去，如数收下；我退伍回来，就工作的安排求人家帮助被一口回绝。

印象中，只有他们合家大小来我们家享受母亲的盛情款待，而母亲则从未叨扰过这妹妹妹夫。太原我的四个姨姊妹有三个都曾住在她家读中学，而我们则只是在需要做营生的时候被叫了去。唯一益于我们的是在姐夫从烽火回调忻州时，疏通了一下接收单位的关系（如果政府主要领导不批准也是枉然），姐姐她们一直补情不完。偶尔我们聊起她们的无情，母亲多以“她就是个寡流淡水的人”来掩饰。其实母亲心里也明白，这不是真正的根由。母亲亡故时，不记得她们是怎么去祭奠的，父亲生前的最后八年跟我住在一起，相距几百米，不记得她们来眊瞭过老人，而老人对她们是有恩的，除了是她们的一位姐夫，还是她们婚姻的撮合人。

第二位是称呼为存虎哥的。他的外祖母是我们祖父的嫡亲姐姐，是我们父亲的亲大姑，他的母亲，我们称为翠姑姑的，当然就是我们父亲的亲姑舅姐姐。盖因翠姑姑小时候常在舅舅家住着，故而他们的姑舅关系的确很亲近，乃至晚年，一旦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存虎哥能被父亲在五十年代初招纳为地委通信员，根本就是这一历史缘由。母亲对他，除了他退伍回来抛弃原配（已有一子）另娶香云一事颇有微词外，还是予以称道的，所以对他很是善待。这位老兄也很会奉承，常说道：们三妗妗的菜滚水也是有滋辣味的。

我们弟妹五人，除了大哥和姐姐小时候就和他惯熟些，二哥、我和四弟只是母亲之一说，似乎算个干练者。后来多少年交往的事实证明，他只是个性情中人，而且一生禁锢在小买卖人的思维理念中，小聪明够多，大智慧绝少，反而看不起同仁，不屑于领导。所以，尽管资格在单位老得无比，却始终不能出人头地。

于我们家有这么三件事，让人觉得他颇近荒唐。一件是为了阻断姐姐与兰栓的关系，他听信父亲，动用人事关系，将五寨师范毕业本应分配于西面几县或者宁武县的姐姐分配在了忻州，还是交通不便的山区学校，而且还想将姐姐硬性地介绍给他上司的猥琐不堪的大公子梁某。二件是他曾在不同的场合流露父亲的工作能力不行。一个普通的采购员或业务员有何资格质疑一位曾主管一县工业生产经济、曾承担一地委后勤总务的行政干部的能力呢？第三件事是他八十年代初，调职为地区供销社财务科干事，拟撮合我和他科长的女儿。

一天，来家告诉我，让我去他办公室，说那科长要先见一下。我去了，他当着那科长和另几人的面，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不是你叫来的吗？弄得尴尬极了。后来那位科长像讯问似地问了几句，我很反胃，几分钟就离去。真不知道老兄什么章程。要说无愧于父母亲对他的恩情，那就是在母亲的弥留之际和丧事期间，他还是用心到位的，在母亲逝去以后的十多年内逢年过节，对父亲亦是有份孝敬之心的。

第三位是我们称呼的仁章哥的。他和我们家的戚缘同存虎，并不是因为他所配之妻乃存虎之嫡姐，而是他的外祖母也是我们祖父的姐妹，他俩是亲俩姨还是重俩姨，也就是说他三人的外祖母是否为同一位齐家女，已无从考证。因为我们原本有两位老姑姑，大的嫁在了南西力村，二的嫁在了下东留。不论他们是亲是重，对我们而言，关系是无远近差别的。这正是父亲那位表姐夫、仁章兄那位“顶神”的爹逼父亲拉引仁章兄来参与社会工作的强硬理由。无奈何，父亲只能就范，也设法安排仁章兄到行署做了通信员。大概到了不适宜的年龄时，被安置于地区当时最大的工厂——忻州地区机引农具厂。

这老兄还算出息，似乎在厂里顺风顺水，在生产科任职很多年。不知别人名下如何，在我和二哥面前，那是端庄得很。我在厂里5年，没有人知道他和我是兄弟关系。尤其是他次子婚宴时，专门叮嘱我们和厂里其他人一起搭大卡车去东力村，避免什么人言。真算是几亲不认。至于他对待有恩于他的我们的父亲，记忆中他绝少主动登门，或者就是没有过。但只要是父亲招呼他时，那还是必到的。平日里，只有恋鸽姐（存虎嫡姐）偶然来一下，算是维系着这不远的亲戚关系。仁章存虎二位，因为一点宅地结下了疙瘩，很长时间不相往来，为此母亲这当妗子的没少劝解双方。现二位均已作古，那些财产、那些争执又有何意义呢？

第四位是与我们叔伯的清明哥。我们是一位曾祖，因为他的亲祖少亡，他的父辈也仅存他父亲一人。所以，在桃园、在我们的父母来说，是没有那个堂字的。大哥71年正月在宰相窊娶白女时，只有他陪四叔去了，可见原本之亲。母亲他们回归忻州的第一个大年正月，恰好赶上清明哥续弦的万英嫂子生产她们的独女晓星，似乎还是难产状况。母亲一连数日，伺候在医院床前，直至母女平安回家，以至被医护人员视作生母或婆母，当告诉明白是婶母时，无不惊叹咋舌。据二哥讲，他们那几年住在厂区的一间平房里，母女俩是农户，在卢家窑挂着，日常生活也很贫困。在那两年的年关时，母亲总要拾掇一提包年货安排送去。后来同居党校院内，万英嫂子常来家中陪母亲闲聊，就如何对待前头的女儿凤丽，母亲也没少教调她。

1982年9月，我在厂劳资科主办建国前工人的外调和几个子女顶替的招工，凤丽是其中之一。为了能赶在10月1日之前办毕手续，我在定襄县劳动局和史家岗公社及军家贝大队之间一天跑二趟，他们也甚是感激。伯伯的丧礼我们提前一天回至桃园，晚上搭着没有灯光的四轮拖拉机去蒋村取回了纸扎。到大娘时，我们也全部回到东留，直至把老人送至村外好远才返回。殊不知后来人家受了什么治，我家里装土暖气，登门去求帮忙，人家怠理不搭，甭说伸手，连个方案也不给，他可是业内高手啊。再后来，为弄家谱，去他家求证一些史实，居然和万里子一个腔调——闹外做甚哩！

那几年，这老几位，每年正月，母亲是必请吃席的。三姨一般是全家大小五口齐来，清明也是一家三口，存虎和仁章则因家还在东力村，所以只能是独个自己。俊安姨夫但凡来了，就展活得很，老耍些酒桌上的把戏。结果不是抬坏别人就是喝倒自己。由于早年的缘故，存虎哥在平时也常来走动。倒不是故意蹭他三妗子的饭，应该是打心里觉着亲，当然也不乏展示自己聪明的因素。我们的父母也始终把他视作一位正经的亲戚。从源渊来说，确也如此。

母亲生来少亲没人，凭着自己坚强的执着，成就了我们这一大家子。她倒没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意思，但却潜在着展示自己家庭成就于其安邑族人和南义井乡人以及智村奶亲的意识。当然，予以展示的最佳机会，是婚丧嫁娶之时。为此，母亲将宿怨似泯而却。每有消息传来，总要加心在意地准备，该什么礼，就什么礼，该什么祭就什么祭，该谁去，尽可能谁去，体面的衣着就更不用说了。二哥回忆，就安邑智村，他陪父亲都曾去过。其实，在母亲心底，安邑才是她的娘家，尽管她的叔父婶母给了伤害，但对那些兄弟们并不嗔怪。在我入伍时的政审表上，社会关系栏内，填的就是杜虎年而非那什么，显然说明这一问题。而这也绝非我的自作主张。我退伍回来那年也还去安邑上了个娉女的事筵。每逢这时，母亲自豪的心语就不禁流出——让他们看看俺这人家。

比宰相窊、比神池喧闹了许多的忻州，城里乡下亲戚的不时走动，熟悉适应的风土人情，在一定程度上让母亲得以欣慰，让母亲如愿以偿。但却丝毫缓解不了母亲对我的思念。而这种思念除了母子血脉牵连之外，还有宰相窊五年的长期厮守。父亲常去下乡，四弟年岁尚小，哥姐们亦多在外，唯有我是母亲日常交流的对象，唯有我成为母亲的常侍和辅助，特别是用自己的劳动挣回了我们三人的口粮。母亲为此甚是骄傲。所以那种思念是刻就在心底的，是时刻存在的，是任何喜闹的环境或趣事所不能淡化的。

几千里地相隔，母亲想儿念子的愁肠，在我的梦中屡屡浮现；情难自已的泪水常常涌动在我的心头。而母亲为了释放自己的情绪，每当时分八节，家人齐聚的时候，她总是要嗔怪一句——俺三儿给挣下了，你们好好吃哇！再有父亲的来信，虽然在字里行间尽量规避着母亲思念我的凄苦，但那又怎么可能没有些许痕迹呢？母亲打1965年患胸膜炎，又在宰相窊大气伤身之后，就成了一个被病患纠缠的身体。大约是1976年的春夏之交，父亲去信告我，母亲又被诊断为肾结石症。办法一种是服药保守治疗，一种是手术摘除。

针对母亲虚弱的身体，我给父亲的建议是不到不得已不要采纳手术治疗的办法。在给父亲回信的同时，我通过河北清宛藉的一位战友提供的信息，向我们所长石志和（是他从新兵连把我挑去的）借了牛头把倒蹬闸的自行车前往哈市道外区寻找那位享有盛誉的老中医。几十条里弄穿梭了两遭，终于找着。老先生照我说的症状，给开了8剂中药，我遵先生嘱在哈市药店购买齐备，回去自己钉了个大的木盒子，通过邮局发回忻州。没过多久，父亲来信告知，母亲的病已明显好转。是药的作用还是亲情的功力，我看是兼而有之。而母亲与姐姐怨怼的关系也就是从她这次的病患开始缓和的。

姐姐1974年3月五师毕业，在神池县大磨沟学校实习半年之后，就被正式分配了。令人意外的是，她没有按常规分在神池或者宁武，而是被分在了忻州。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位重表兄存虎顺从他舅舅妗妗的意愿搞得小动作。说他没能量，这种安排需要教育和人事两部门的协调；说他有本事，却给放到了董村镇的定兴寨，一个交通极为不便的山村学校。姐姐是8月底前去向联校报到的，并答应校长坚持五年不走。最后，她真的坚持下来。

母亲这次生病时，只有四弟在跟前，所以她自然地想到了算在忻州的姐姐，姐姐应该是请假回来陪伴母亲的。近日姐姐回忆起来，母亲当时并不是什么肾结石，而只是尿路感染而已。无论如何，这次母亲的病并未有大碍，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倒是这一前一后的事发成就了母女消除隔阂恢复如初的契机。因为这时姐姐身孕已重，这无疑是母亲心底伤痛最有效的抚慰。她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不去做相应的准备。事实上，她从心理上、从物质上是做了准备的。

1976年6月，二哥通过对调的渠道也返回忻州，进入了机引厂，在仁章哥的“帮助”下成为一名热处理工。在当时来说，这真的不算什么好的安排。因为二哥在神池机械厂工伤以后，就从铸造转到钳工行当了。但是世间的事情往往就好坏互逆，福祸相倚。热处理在忻州地区整个工业域内，少有用武之地，所以在当地史上能算是个冷门。而从二哥来说，并非学徒，而是有级别的工人转行。不能落人之后，不能被人瞧不起，自然二哥的新的学习就开始了。

这一开始，就奠定了他日后在这一行内大展举脚的基础。自80年代初，机引厂逐步转产煤矿机械开始，一些需要处理的零部件日益增多，而且原来那些处理犁铧子的处理工艺根本不能满足工艺要求，二哥日积月累的学习成果则就派上了用场。在对金属性能深度了解的同时，处理工艺日臻精湛。由此成就了他退休后在定襄法兰企业享誉专家的美名。二哥的回来，让母亲少了一份牵挂，家里的欢声笑语也多起来了。而外孙女锦锦的出生，更为母亲带来了宽慰，带来了心安。尽管她出生在唐山大地震后尚存的不断的余震险象之中。

唐山大地震，是继1966年3月河北邢台专区隆尧县和宁晋县两次（6.8级和7.2级）大地震后的又一次高强级的大地震，强度为里氏7.8级，其能量相当于400颗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的原子弹。震荡持续了12秒，整个唐山市倾刻间夷为平地，伤亡30余万人。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区。更糟糕的是迄1976年7月28日始，余震持续了月余时间。我们的外甥女锦锦就出生于7月28日。据姐姐她们说，震情发生时，忻州感觉明显，医院顿生混乱，能走的都走了，她和孩子也就提前出院，被母亲接回中和巷的家中。余震在唐山存在着，因为国家监测手段滞后，无法准确的预报，也就无法对国人有正确说法，以致灾情的恐怖在有感省区笼罩了较长时间，到处是所谓防震棚。父亲他们就搭了两个，一个是二哥和四弟的，一个是父母亲和姐姐锦锦的，母亲似乎没有把这恐怖当回事，夜里依然宿在屋里。

在姐姐生产之前，我正在下边连队参加兵器的年度维护，专门写信给在团机关大灶的和平，让他给弄上10斤白糖寄回。他把糖看作了粮就寄回了10斤大米。在当时，那也是稀罕的细粮。那时忻州的生活吃食确实不好，加之其它原因姐姐生产后的奶水严重缺乏，刚出生的锦锦只能享受一种叫作炼乳的乳制品。似乎这东西在市场上也不充足，食用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夜里。就这样挨到孩子满月后，姐夫去定兴寨给孩子找下个奶娘。不曾想这人家既不用心，又很邋遢。当姐姐56天产假期满去见孩子时，那人家里就像炭窑，孩子则是皮包骨的可怜，她意识到这奶亲找错了。

在学校同仁苏补红的热心相助下，很快在牛邀村里找着一。这家女主能生产，可非流则夭。锦锦的来到，让她第一次真正成为了一位人母，对孩子自然是真情实意，疼爱不已。然而这种事情往往会产生一种关联，那就是奶亲诱发亲生。大约在半年后，姐姐敏锐地发现了这奶娘怀孕的迹象。为了孩子，这奶娘也算通情达理，坦承实情并以好的安排让姐姐把孩子接回。后来这人家生养了好几个子女。

经过这番折子，母亲拿定主义要承担这外孙女儿的养育之责。先是胸前抱着，后是脊背背着，直到三、四岁时，出去也不让我们用车子驮着，而是要自己背着，那个呵护比对我们弟妹们真真是过之甚多。祖孙二人的亲密厮守一直到姐姐1979年夏季调烽机才告结束。在孙辈当中，锦锦是唯一被母亲宠大的。在我看来，这是母爱的自然延伸，也不乏解脱前因的潜在意识。

1976年8月中旬，也就是唐山震后的半月时，我被部队首长恩准回家一次，除去路途耗时的一周，可以在家待10天。能够期中回来的原因，客观上有给母亲访医买药的前奏，主观上则有与所首长、处首长不错的私交。当时，唐山余震尚在持续，从东北进关的车票相当紧张，若非持得是军人通行证，就不一定能够成行。在北京转车，冒雨在站前广场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千里之地，一夜行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忻州。

那时，我不知道匡村怎么走，但却知道机引在哪里。于是就进了厂里，见在原做宿舍的那片地方满是用油毡搭得防震棚子。人们大多尚未起床，我在靠南边的一个棚子，烦扰了一个师傅，当然我问的是清明哥哥，因为二哥进厂时间不长，怕人家不晓得。也巧了，此人恰好知道，不仅告诉了我，而且说比较远些，要送我到家，最后就是人家送的，只是当时未记住人家姓甚名谁，日后也未能补情。

我意外的到家，给亲人们带回来无比的欢欣，母亲更是喜极而泣，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问了长又问了短，说不尽道不完。虽然晚上还不得不睡在防震棚里，但白天的一日三餐，母亲是变着法儿给我改善。我说部队的伙食很好，不受治，每日五毛六分的伙食费，比地方食堂十来元钱强多了。母亲不是不信，她是真情真爱的不自禁。包子、饺子、油糕、三道子、油食子，十来天的光景就如过了一个大年。

当时，除了大哥外，姐姐、二哥和四弟都在家，所以母亲同意我去神池宰相窊眊眊大哥他们。在宰相窊约住了两天，除了二恒叔、三冞他们请饭以外，好像大队还管待了一顿，原因是我只用一枝随身带的电笔就将村里为高音喇叭配置的功放机上的监听装置修好了。毛病在于拾取信号的电位器原本就是个次品，中间的滑动臂不在轨道上，所以无法拾取音频信号。就这毛病，他们背上机器来过忻州，下过太原，但都白跑了。当我将那支活动臂挑起并复位时，监听喇叭立马有了声响。他们众口一词，这兵没白当！当我回来告诉母亲时，母亲那个自豪…….

我归队的时间到了，母亲的那个不舍，我的那个难离，真是难以言表。恰好就在那天，父亲要回桃园打发故去的大伯，我们一同赶往火车站，母亲的情绪应该稍好一些。我经太原、北京准时返回了在哈尔滨驻防的部队，父亲和从太原赶回来的四叔也回到桃园主持发丧了他们那少情寡义的大哥。

1977年春夏之交，在乡党我们称之为农永伯伯的助力下，我们的家又挪到了匡村党校的大院内。这个大院原本是匡村一邢姓财主的产业，随着人民政府权力的主张，它就收归公有了。解放初期，这里曾作过地委党校的校址，故而延续下来，人们一直把这里叫作党校大院。这大院内又分割出约十来个小院，房子应在百十间左右。位于七贤巷与匡村大街的交汇之间。之前属驻军使用管理，后移交了地方财政。

地区行署原本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县治才是真正的一级政府，也许那时这个概念比较清楚，所以这房产就移交到了忻县财政局。农永伯伯的背景不详，但出面管理这产业却是真的。不知是唯有还是其它原因，租给我们的是大院西南角一个最破院子的三间小南房。说小是因为这房子进深和间架都小了许多，宽有2.5米许，深也不过3.5米，每间也就是8平方米多点儿。原本三间是直通的，是请来降百祥舅舅砌了堵隔墙开了个小门，就形成了里外间的格局。谁也没料到的是，就这套不起眼的破房子，为我们的家居生活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一是在这房的西山墙和院里正经西房的夹角处，隐存着一间不少于16平方米的暗房，从院子里是看不见的；二是这房子的南墙外尚有东西10余米南北也是2米的空地，再南面则是一个四周高墙的大圐圙，里面还有好几间猪舍，这就使那个足足20平方米的地方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院，小院里还有一棵椿树；三是东山墙外居然长着一棵能挂果的枣树。那间隐存的房子被父亲他们整理出来，从院里开了一道小门，存放柴炭和杂物，夜里车子入内那是个放心。还在里面盘了灶台，夏天时可以做饭用餐。封闭的小院里晾晒衣物、搁置工器具也很是安全。

大圐圙里则为勤劳于农作物的父亲提供了足够施展的场地。是时父亲已年近花甲，一般在正卯时就起床了，不到早饭时他不收工，像在宰相窊作务自留地一样的辛苦。东边枣树虽然不是什么好的品种，但也是庭院的一个点缀。这些便利和意趣在别的院子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尽管住房窄逼些，可环境还是很适宜的，尤其象我们这种长期流离在外的人家。

这个院子的西墙外，是一条南北的巷子，巷子的西侧，有三处匡村民居。在靠北的这个宅院里，有一家租赁一间房的房客。房客的男主是中医世家，神池县凤凰山人氏，不仅在县内享有盛誉，而且早在文革之前就是地区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他就是王沛藻——王大爷。父亲和他的相识应该在70年代初期，根由也应该是母亲的病患。王大娘是位性格开朗、爱说喜笑之人，她和母亲有几个共同点：一是都生育四子一女，并且男女排序相同，二是同为62压缩户口；三是当时只有长子和闺女成了家；四是均为家庭专妇。这些因素，足以让她们成为相处为极佳的聊友。

一般是大娘来我家，不到做饭不回去。因为当时他家平时只有他们老两口，二儿尚在太原上学，三儿在宁武化肥厂工作，四儿五师毕业后在神中从教。王大爷文革后职复原位，对母亲病患的诊治给予了极大的方便。母亲也予以尽力的回报，他们家人的好多衣服都是母亲给做的。正是两位母亲的交往，使得我与悦信悦德至今保持着比熟人强的关系。大爷大娘的丧事时，我热忱地参与了。母亲丧事时，二位也予以了回报，以后我们子女的婚礼，也相互有请，也可算作是世交吧。

当时，同院靠西的正房内，也住着一王姓人家。女主是忻州某村人，不知其姓氏，只叫作亮英。男主叫新民，凭着驻忻某部的一个亲戚关系在部队做木工活儿。这女主闲来无事，也常来家里参与母亲她们的家常闲聊；男主则与二哥交好，部队一有电影，就邀着同去。他俩口子年轻，对一些生活的事发不知所措，母亲每每给予热情的指点。有次灶火不合适，烟倒得不行，是母亲亲自动手和上苒泥给他泥好。她孩子们的小衣服也多有劳烦母亲。二哥结婚时打了几件家具，王新民也帮忙不少，相处得算是不错。只是后来只他们和二哥做邻居时，却轻率地挑起不和乃至吵闹，引发了我和四弟惩治他们的行动。不仅使他登门向母亲认错，且在我和他做邻居时，两口子是唯恐对面，避而不及。桂兰问我，告她原由，成为笑谈。

也就是搬迁到党校大院之后，不知为什么，母亲也抽起烟来。那时候商品烟多无滤咀，烟蒂到处可见。母亲不想自己再花烟钱，就是捡父亲（40岁起抽60岁戒掉）和二哥抽罢的烟蒂，很少抽整合整支。为此，父亲还用木棍给做了一个烟嘴。可怜的母亲除了不得以的病患，她是极少为自己开销的。

母亲自己体弱多病，为什么要沾上这害人的毛病？现在想来似乎有三种因素，一则王大娘是抽烟的，常诉常聊，潜移默化的习染是有可能的；二则白明黑夜带着锦锦，借以消除额外的疲劳也是可能的；三则对我的思念日久弥深，借以排愁肠开心结更是情理之中。但是在抽了一年的时候，又无意识的断掉了，以后也再未拾起。以此看来又似病患所致，或者是体内的一种临时所需。是时，二哥在厂里工作安定，四弟亦升入忻州一中，锦锦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发育正常，姐姐在定兴寨也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威信，大哥也回到了韩家洼公社卫生院，把家安在了宰相窊，只有我，还是母亲的牵挂。

1978年年初，春节临时，我所在的技术处召开了一次军人大会，处首长就我撰写的“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考察建议”提出了表扬。会末时，捎带安排老兵探家事项。首长问了两声，无人应答。当时，我已服役期满，得有复员的准备，且咱又中途回过一趟，心里这样想，先头也就没有吭声。一看那情况，就起身问道，我可以吗？处主任当即回复道：怎么不可以，把春节假日也带上，给你20天（路途除外），回去吧。当年要复员的，在这个时候就不会安排探亲假了。既然处里批了，说明我不在当年的复员之列，心里也就踏实了。但是，突然间的事情，准备着实紧张了一番。因为回来过的是大年，想带的东西不少。

记得是请托机关大灶的司务长，弄到了凭票供应的好糖好烟，让和平从灶上搞了30多斤大米和几斤纯大豆油，赶趁着完善了自制的台式电子管收音机。总之是装满了四大提包，肩挂两个，手提一对。腊月初十上午起身。十一下午在北京转车。北京站没有及时的车次，我即刻搭上公交车，到了永定门站，正好赶上一趟发太原的慢车。可在检票时被查证是经大同回忻州（通票），让我再去票房补办手续。结果去了票房，人家注了四个字——票价相同，又盖了一个章。我上车后，车里很空，我放好提包，躺在一个大座席上，衬衣汗浸四肢乏极，但心里却是爽得很。

十二的凌晨抵达太原，立马去办了签证，那时候，签证的人比较少，不必多等待。大概在六点许，就有趟开往大同的车次。所以回到忻州就是早上七八点的时候。一生中被小偷光顾的一次，就发生在这程短途中。车到皇后园，上来好多人，我因为带的东西多，原就未进车厢里面，就在那个盥洗处站着。有两个年轻人，随着人流也挤了进来，我还主动让了一步，让他们挤在了对面。

又到站时，他们下去了。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口袋开扣了，就知道遇到了小偷。钱包是皮质的，是花两元钱在牡丹江买的，里面钱是没有了，只是有通行证和一个月45斤的通用粮票。按当时地方的粮配标准，可以买7斤白面的。此后几十年，我再未将钱包带在身上。其实还是自己大意了，在太原站把余钱全部买了点心之类后，就随手将钱包放入外套的口袋。如果不是给人家方便，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也算是一次教训吧。以后这几十年来，也曾差旅无数，也就再未有此闪失。

我在大年下回来，使得阖家团聚，使得母亲盎然释怀，精神无比，带回来的东西极大地丰富了家里的年货。因为那时候，所有主副食都还是凭本凭票供应，而母亲和四弟是享受不到供应的，就是供应，也是很有限的。我让母亲抽我带回来的烟，吃我带回来的糖，把收音机给她调到她喜好的戏剧，把昏暗的白炽灯换成了白又亮的日光灯，还给了二哥和四弟各1件得确良军褂，母亲的喜悦溢于言表，那真是一个欢乐祥和喜庆难忘的大年，尽管我的腰疾又开始发作。

我的腰疾是1976年8月底一次篮球场上与人相撞后落下的。当时似无大碍，也就没在意。9月9日，毛泽东去世，作为东北边防的眼睛和耳朵，我所在部队受命进入特级战备状态。处里指定我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携带一台高频标准仪前往各一线连队分别校正兵器的发射和接收频率。据说，三十团是兵种内最大的一个团，原本有七个营，后来六七营划归了二炮，布防在黑龙江境内哈尔滨伊春以东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一线连队的阵地就是与原苏联在边境上的对峙所在，相距省会哈尔滨千里的不在少数，如鹤岗的肇兴，佳木斯的富锦，鸡西的虎林、老黑山、穆棱，双鸭山的东安，牡丹江的绥芬河，都有雷达阵地，基本上就是《林海雪原》中的滨绥图佳地域。

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是火车和长途汽车，一般到了县里的时候，就有连队的吉普车（一线连队配置）来接。那真是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十来天的时间，只在一个连队囫囵睡过一个晚上，其余都在车上或车站度过。伴我同行的是76年的一位叫吕杰的辽宁兵，挺和善的，也挺能吃苦。最终，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可在举国追悼的那天，我们却躺在一个县招待所的床上，几乎是动弹不了。我更是腰疼得厉害。回到驻地，立马就住进了卫生队的休养所。卫生队没什么检测手段，先是按摩，再是针灸，后是拔罐，折腾了月数，似乎好了些，就再没深查。这次回家长途颠簸又负重行动，原以为是劳累过度了，可去专医院拍片一查，却是腰椎间盘脱出。当时，这毛病也算没治，父母亲心疼我，我也不想走，心里不免还生出些怨气。于是就给部队发去电报，回电明示：病愈速归。这样，我就在家住了两个20天，正月二十过了，才动身启程。

那年的春节是2月7号，二十一就是27号，走太原凭着6岁时的印象，摸黑找到了招根二姨家，滞留了两夜。到了北京，又去故宫和军博转了两天回到部队就是3月的4号了。时间长了些是真的，可病也是真的，而且这伤病部队医生完全可以介绍给驻哈市陆军医院去查实，但他们没有。所以当新调来的那个指导员提出要病历时，触发了我火爆的神经。

我们原来的指导员是唐山人氏，他的家属侥幸免难于大震。为了能够将家属带到部队，他申请去了一线连队，因为一线连队12年军龄就可以了。新来的这位蒋姓名雪华，上海人氏，原在14连。驻地尚志县周边有几个知青农场，这蒋某就认了几个江苏上海籍的表妹，甚至白天窗帘也遮着。根据反映，团政委去了一趟，当着好多人，对蒋大吼：蒋雪华，你给我把窗帘拆去！这种人放连队怕生事，更怕误事，就给塞到修理所来了。对他的情况我有了解，因为我的同学建华就在14连当卫生员。所以，我打心里看他不起，平时也不怠理他。

这下有了他给别人穿小鞋的机会，当然就想逞一下威风。从公的因素，只有治住了老兵，才可能号令全体。当时，石志和所长已升为处主任，见我和他弄得挺僵，就好言相劝。让他们诧异的是我提出了坚决复员的要求。继续留队，蒋某也咋不了咱，但摩擦肯定少不了，人家上边肯定不会维护一名战士。从恢复高考时不许我们报名参加，厌恶就产生了。所以，尽管石处长几次谈心，甚至说等家里能安排好时再回去。见我不动摇，无奈地批准了我的退伍申请。

司令部盖章时，那位和我有点交情的参谋，也劝我再考虑一下，被我谢绝了。一来当年的退伍工作已经完结，我是最后补批的，二来满脑子充满着愤慨，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我的退伍证上看，司令部是4月2日盖的章，神池人武部是4月6日钤的印，时间就这么紧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晚回来两年，母亲的市户恢复了，我就有可能直接回到父母亲的户上，就有被必须分配工作的硬性条件了，就不用在退休计算工龄时被核减那16个月的工龄了。但这全然是不可预见的。

我的意外退伍，父母亲打心里是惋惜的。但表现出来的是好言的相劝。母亲支持我去参加高考。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但仍然是中、高统考，按分数分段录取。根据自身的情况，上个中专也能分配工作，考上的可能性大些，所以就以中专复习准备。不曾想临近考时，人家又弄了个限制，咱这个条件只能报考大专以上，那名落孙山就是必然的。说起来，神池县对咱也不算赖，就是这年的秋天，好像是县民政局给父亲打来电话，是要分配我去阳泉煤矿，我倒无所谓，可父母亲给回绝了，尤其是母亲，反应还是很强烈，就四圪瘩石头夹着块肉，不能去！他们只是想到了下井，没有想到井上的可能，凭部队的履历和当时并不普及的文化程度，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我深知父母亲对自己的关爱，所以就选择了沉默。后来，这个指标给了烈堡乡我的一个战友，前些年还来过一次电话。

退伍回来至机引厂参加工作，在家赋闲了16个月。父母亲和二哥四弟对我没有丝毫的嫌言怨语。母亲时不时地给我些烟火钱。我则为了省钱，就开始抽小兰花，后来就养成了习惯，一直到现在。16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确实也是煎熬过来的。那个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你打工的机会，也不允许你私营于经济。我曾提出回到宰相窊去，被母亲呛了一顿，也曾想利用颜三的优势，给自己寻条出路，最后也因一念之误，未能结果

。其实这位，从小时候就恋着咱，为了喂咱家的兔子，她竟然将她父亲在南河槽种的茴子白给搬了来。我们迁到宰相窊的那年夏天，她就被召至当时的原平机械厂当了工人。我在羊鼻梁上高中时，多次在钱、粮上予以支助。我入伍她是后来知道的，我退伍回来，她已调回神池县粮食局。当我拿着200多斤省内粮票（我1978年的口粮）去找她时，她二话没说，全部给兑换成通用粮票，而这通用粮票与市民的购粮证是具有同等效力的。因有此缘，所以尽管没成为婚嫁之实，但却存有知心之谊。

父亲为了我的工作安排，不得不低三下气去求人。在逐步弄清楚退伍安置的程序以后，他找到一位起作用的人。这人叫郭忠礼，是神池县韩家洼公社辛井村人氏。应该是父亲在韩家洼公社时他入得伍，时为忻县地区军分区参谋。此人后来任过地区劳动局副局长和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长，是位好人。第一次拜访，人家很热情，而且没有拒绝帮忙。第二次，我和父亲一同去，准备了半麻袋从河北捎回来（车队营运时）的小麦，还有些其它东西。人家就一口应了下来。原来，民政部门对退伍军人的安置军分区是可以左右或者插手的。就这样，我于1979年9月被安置到了地区机引农具厂。至此，我们一家六口被六二压政策沦为农村户口并饱受辛酸的17年的历史彻底结束了。

大哥是1964年9月考入忻专卫校的，姐姐是1972年3月五寨师范录取，二哥是1971年辍学入厂。而母亲、四弟和我则是在1979年的8、9、11三个月内实现的。四弟是高中毕业步入中专，我当然是复退安置，母亲则是1979年国家对历史的拨乱反正的政策下而恢复的。当时的政策要点是：1957年参加工作的现仍为生产骨干，60——62年，家属是非农业人口而被压缩返乡的，可将该家属及15周岁的子女一并迁入本人所在地成为城市供应。且不说这个政策的合理性，单就母亲的精细心思就令人佩服至极。

政策是要落实的，但要提供的材料也是繁锁的。当父亲把人家的要求讲清后，母亲从箱底找出一个包裹严实的小包，打开来竟然是：1962年8月22日神池县压缩办公室出具的凭据和1962年8月23日神池县公安局出具的户口迁移证明。此两件原据，不仅使母亲户口的恢复顺利实现，也令经办人惊愕不已。是啊，17年间，南来北去，西迁东移，母亲将这让人沮丧的物品留存下来，且完好如初，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难道除了母亲的精细缜密，还有另外的神灵在启示点拨，确也未可知。三个户口的转迁，都是我去办的，从宰相窊大队、韩家洼公社、贺职粮站至县公安局都没有什么卡壳。1979年12月1日之后，我们全家又都成为了城市人口。至于15周岁以下的随迁子女原本就是无稽之谈，像我们这类家庭，极少被此惠及的。

就在这年的盛夏，姐夫开始调姐姐回宁武烽火机械厂的行动。当时他早已从宁武城关小学调了回去。烽机就驻在窑子湾——姐夫的故乡。榆栓兄嫂入厂已久，且嫂子虽系女流却身在要职，通关节不算难事。忻州方面，动用了周二愣姐夫（玉桃姐之夫）的一位学生，该时供职于地区教育局，好像姓候。这样，进出两单位的行政手续就走通了。而且，姐姐对董村联校张金全校长“在五年”的承诺也已兑现。所以姐姐回调烽机的计划没用多久就实现了。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行李和家具，我陪他们一起走火车成行。两天后，发现涉及银行的一个工资手续不够完善，我即又返忻。似乎只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张校长的协助下，就把手续完善妥当。翌日凌晨，我将自行车起了行李，搭乘火车，再往宁武。到站后，天刚放亮，我骑上车子，沿着宁武到东寨的公路直驰窑子湾。爬上分水岭，太阳才刚刚露出脸来，当然是人年轻，车好使。

这车子是二八轻便的红旗牌，滋生于永久系列，尺寸、零件都还不错，自重轻，易出路。大约是头年，姐姐为了自己在定兴寨和忻州城往返方便，设法购置的。我陪她在匡村的一个场面上练习，因为她打小胆怯，又学车年龄大了些，可真是费了劲。就是再以后，她的车技也不令人放心。

父母亲对姐姐此番回调，可以说是冷眼相观。究其原因，不外其二：一是从忻州城又回宁武沟，二是相伴几年昼夜不离的外孙女儿要带走，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姐姐在烽机先是与姐夫一同供职于子弟学校，后因眼睛之疾患，被调整到劳资部门，生活工作也还称心。不料到了1983年，国家对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隐蔽的军工企业）开始整缩，设备设施和人员大量地流向地方，实在无奈的就指令并转。被人们称之为宁武三厂的就属此列。姐姐们原落太原的计划落空，又将目的地转为忻州，这是后话。

1979年高考时，四弟患疾病休一月，结果就落在中专线上，就是由于农户与非农户不同政策待遇所迫，没能让他选择复读再考，而是毫不犹豫地步入了中专——忻州地区农业机械化中等专业学校了。三年后，分配工作是肯定的。所以说对家庭来讲，也是一件幸事。

也就是这年的夏秋之交稍晚些，大哥回来一趟。有天，他要去眊他卫校的同学闫荣科，让我陪同前往。闫系忻州人，毕业后分在县医院，学的西医，竟然成了县内中医的名家。后又传给了儿子闫俊。这闫俊现今利用双休日在家接诊，也是门庭若市。当时，闫家还居住于城内北街中部东侧的一所大杂院的两间金租房内。荣科兄很热情，给切得上好的西瓜。当告诉间知道老同学还在神池山沟里时，很随意的说：快回来哇那鬼地势有甚在头！大哥苦笑表示出没门路的意思，闫爽快而言：你要想回来，我和春兰子给你办，到不了县城，到个公社不愁。

由此提议，我陪大哥又择日去了贺春兰家。贺亦忻州人，毕业后分在了县公安局搞法医，后来还升职副局长，好像他夫人也是卫校同学。见面也很热情，就请托回调忻州事，答应得也较痛快，尽管谦虚了一下。大哥返神池以后，我亦曾单独去见过闫、贺几次。事情有了开头，并且在循序进行着。

这年的下半年，我们家可谓是好事连连，先是四弟步入中专，接着是大哥回忻有了希望，又是姐姐合家团圆，再是我入职机引，最后是母亲恢复了城市户口。此外，我们还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占据了靠南面的那间半西房。这桩桩件件的，串起来那就是条运气链。然而，令母亲心急而多虑的事，却是时已27岁的二哥的婚配。

从78年下半年到79年下半年，要说给二哥找对象，一直也是家庭议程内的事项。期间，也确有几个差点就成熟的。一个是他的同事张秀田给介绍的令归学校的一位女教师，来过家里，在事情基本确定之后，她祖母去世了，要求咱们去打发，母亲认为尚未成婚，礼数难 定，就没让参加。其实按当地习俗是应该去的，即使最后不成，又有什么妨碍呢？此因引发人家的极度不满，咱家的人又不是那可以低声下气的，所以矛盾就没能调和。二一位是东力村的，身材模样挺好，来家还坐在地上给拉风箱，不记得是谁给介绍的，说还是村里的一位干部，很能干。结果此女另有婚约，那后生还也是机引的，这显然不合适。还有政叔的闺女叫玲玲的，母亲她们认为可以的，但二哥却咬住农户一条不放，没有开始，当然也没有结果。

应该是1980年的春末，曾与父亲在车队搭班子的老穆叔，给提及了已顶班在生产公司做仓库保管的淑英嫂子，经过熟悉了解，共同经营，成就了他们这世的姻缘。

1981年的正月初九，父母亲为二哥举办婚礼，并且选在父亲一手建起的供销车队新址的食堂。虽然不能跟现在的酒席相比，但总归是我们家的第一次象样的事筵。本家的人自然来了，南义井的降百祥舅舅妗妗表弟妹们也被请了来，同城的三姨一家更是不能落下。那时仪式就是总管宣布一下婚事的概况而已。那次的总管是咱存虎表兄。来宾才刚就座，表兄还尚未开言，咱那降百祥舅舅就站起来质问：你们这是咋安席哩？没球个解数！梁兄闻声而至。原来是因为妗妗坐在了三姨的左侧。在人家看来，就是颠倒了大小。梁兄此时够机智：这是圆桌不分上下，咱是席口为上。也恰好这张桌子正对着厨房的门，她们三人面对的也是这个方向，也就只好罢息。

事后，我问及母亲，舅舅为什么会这样，母亲言简意赅——不亲么！这让我一下回忆起78年夏天我去眊姥姥，当时二姨的毛小也正好去了。我在院蹲着没人看见，就听见姥姥跟毛小说：俺还给俺娃留得口好面哩！这话姥姥没跟我说过，可我却把她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当时也是用这三个字回答了我。这就是在83年、86年我和四弟的婚礼没有请他们的历史缘由。如果不是后来大哥调回又去了义井医院，这门外戚就算断掉了。为了大哥他们，在姥姥妗妗、舅舅的丧事上，我们都尽了该有的礼数，俗话说娘亲舅大，在我们的体会里，娘也不一定亲，舅不一定大。

按照礼数，碍于面子，降百祥舅舅在每年的正月里是要来眊母亲一次的。来时提着一个不大的兜子，里面装着几个馍馍，来家后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当在酒足饭饱起身要走时，才说：丫姐，你留上件的哇。母亲则从兜里取出两个来，又把自家的给多几个放进去，程序就完了。为此，二哥曾有笑说:一个倒衩子的装上一个，走上几家，还是一对，不是更利落些。其实这似乎也是地方习俗，我们是少见而多怪。

二哥成家，父母亲决定要给做几件家具，可当时材料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父亲想到了在老家存放着的门板。这门板原本是那老院的两扇大门，因为老院是分到咱家名下的，所以这大门也就归咱所有了。应该是在1964年最后一次离开时，父亲把它拆开存放在我们的东厢房的。那板子是榆木，每块尺寸约为0.25米乘2米，厚则寸数，共是8块。我和二哥骑车回去取的时候，宏哥他们还在。是他帮我们把木板竖着扎捆了个结实，就那圪梁洼块的坡道，我们一驰而下。回来后，又把长在小后院里的那棵臭椿树也给它卸了。二哥的想法是打一对时兴的带底座的扣箱和一个五斗橱。

那时候的家具凡是大的面儿已经使用三合板或五合板，一般就是三合板，能用五合板就是高级的了。而原木多是用来作框架作棱骨的，所以也用不了多少。这次家里动木工，有史以来是首次。前头提及的王新民主动承揽，确也加心再意，在实现二哥想法的同时，母亲年久的一个夙愿也圆了。一顶标准尺寸的忻州人称之为躺柜的家具是母亲多少年的心仪之物，无奈几十年流离失所无心也无力去置办，就只能落结个梦。

借这次动工的机会，我们把从老家度脱过来的那个不甚好的旧物，请王新民设计加工，为母亲打制了一顶榆木脸面（其余的面都是杨、柳木）的躺柜，也算是有了忻州人家的标志。后来太原的儒根表兄又给弄来一对简易的单人沙发框架，我又请会些木工活的卢二苟给做了一个箱体式的茶几，上面是一整块我从部队带回来的酚醛板，深红色无需上漆又耐高温，很是适用。从此家里也就有了少许的阔气。

那个年代，忻州市民的粮食供应高粱面居多，母亲搓长鱼儿的本领是从小练就的，很棒，一次八根，可毕竟是手工作业。为了省母亲些辛苦，我搞到一节气缸筒，逼着清明哥给加工了一个河捞床子，我又做了几个不同的底子。这个家具轻便高效，让母亲很是得心应手。为了母亲的喜好，在那些岁月里，我曾多次陪母亲去城内的大礼堂和职工俱乐部观摩文工团或北路梆子的演出。有次看的是什么杨排风，那演员象孙悟空式的转耍着烧火棍，我不知咋就随口说了句：跌呀跌呀，话刚落音，她真的给耍跌了。母亲笑嗔：看你这娃，给人家说的，也真是奇怪啊！

1980年香瓜拉蔓时，车间几个头头不知怎么弄了几篓子，吆喝着12元一篓子，我就挑了一篓，给母亲送回去。当我返回厂里给他们钱时，他们说发工资一并扣哇。结果到了时候，竞成了15元多。为什么？说是分得脱了。谁和你们分来？大家都是个这。去你妈的，爱问谁要要去，老子不和你们扯这淡！我再不尿他们，他们也不敢从工资里扣。

几个月过去，继成副主任好话了数次，我也没给他好气，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盘剥，是一种恃权愚弄，铁定是不能让步的。最后，还是全章主任出面以12元了结此事。就是凭着这种据理力争敢于维权的精神，用事实用业绩用担当用技能说话，打破了工段内那几个所谓老师傅们对年度评先、评优以及奖金分配的垄断，连续四年荣身于先进之列。经历 验证，不该低头的时候，要坚决昂起来。否则，自卑就会滋生，气势就会失去，权益就难保障，霉运就易袭来，而我们的母亲就是这种敢于面对，勇于抗争的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