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登庐山住在美庐别墅反对把蒋介石的题字清除掉

位于名胜庐山的美庐别墅，因蒋介石夫妇、毛主席等人都曾先后在此驻足小住而名噪一时。

别墅庭院中镌刻着蒋介石手书的“美庐”二字，1959年毛主席住在美庐时，制止了石匠打算清除蒋介石题字的举动。

他说，历史不会因凿掉而消失。

美庐：因宋美龄得名

这座占地455平方米、拥有幽深庭院的西式别墅位于庐山景区中心区域牯岭街，始建于20世纪初，迄今已经历了近120年的风雨。

据研究，这座别墅最初属于某个英国勋爵，因此建筑呈现出鲜明的英式卷廊风格。

完工后约20年，它被转让给宋美龄的闺蜜、一位名叫巴莉的女士。

由于双方感情不错过从甚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对这座别墅相当熟悉，还曾经在此借住过一段时间。

在蒋介石看来，这座别墅虽然按西式风格设计，但选址“背山面水”——背靠大月山，前临长冲河——建筑主体如一把稳稳安放的安乐椅，正好是中国风水学说中十分推崇的格局。

既有西方风情又暗合中式传统，这里的环境令蒋介石夫妇都很喜欢。

于是到了1933年夏天，巴莉女士干脆就把这栋别墅作为礼物送给了宋美龄。

蒋介石将这座别墅命名为“美庐”，既暗合了宋美龄的名字，也寓意这是一幢“美的房子”。

他们将这里打造成自己的行辕和官邸，至今该处还陈列着不少与蒋宋夫妇相关、具有史料价值的文物。

例如蒋介石在庐山开设军官训练团的纪念品“中正剑”、由景德镇特别定制的“蒋字万字纹”专用餐具、宋美龄弹奏过的德国制立式钢琴、宋美龄收藏的精装英文书等等，仍保存在陈列展览室中。

别墅墙上还挂着宋美龄亲笔绘制的《庐山溪流》等三幅水彩画。

另外，庭院中的一块卧石上还刻有蒋介石亲笔题写得“美庐”两字，落款“戊子八月中正题”。戊子年对应1948年，那应该是蒋介石最后一次来到庐山。

而这块题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的石块，后来还一度差点被直接打碎。

毛主席：蒋委员长，我来了！

蒋介石离开庐山后的第11年，也就是1959年，毛主席将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的会址选在庐山。

而有关部门事先为他选择的暂住之地，恰好就是这所小巧又幽深的美庐别墅。

毛主席显然也十分熟知这栋别墅与蒋宋夫妇之间的渊源，他落脚美庐的那天，一进庭院大门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声喊道：“蒋委员长，我来了！”

总的来说，他对美庐这个地方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次会议期间，他在美庐住了一个月多一点。

之后几年再到庐山，也继续“熟门熟路”地住到了这栋别墅里。

蒋介石手书差点被“清除”，就发生在毛主席第一次入住美庐期间。

那是一个清晨，毛主席正在美庐别墅内准备当天的一项计划工作，却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用什么工具敲击石块发出的声音。

秘书赶紧出去找服务员了解情况，原来是有石匠正在凿那块刻有蒋介石亲笔手书的石块，要把“美庐”两个字清理掉。

这么做的理由也很容易理解——题字的主人是反动派头子，当时更是早已逃到小岛上去，那么将他的“名人题词”清理掉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举动。

不过毛主席在听完了秘书汇报之后，却委派秘书出去制止，并说“这都是历史了”，历史并不会因为凿掉就消失。

于是别墅庭院中的“美庐”手书最终得以保留下来，直到今天，前往庐山的参观旅行者仍然可以亲眼看到这块刻有字迹的石头，感受这栋别墅曾经见证过的历史风云。

前前后后，这里不但入住过国共两党领导人，其他如宋庆龄、郭沫若、陈毅等知名人物也曾经在不同时期内短暂地停留在美庐，为这座别墅增添了更多传奇话题。

毛主席之所以制止了对“美庐”二字的清除，是因为他认为，应当用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

这种态度，并不以对蒋介石的个人评价为转移。

重庆谈判期间：最后一次会面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与蒋介石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面对面交谈和直接接触。

只是很可能当时两人都没有想到，那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提出“重庆谈判”邀请的一大动因，是由于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指挥的敌后抗日反攻行动感到焦虑：当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都位于西北和西南，远离战场自然也不便受降。

为了争夺胜利成果，他将自己“中国战区统帅”用到了极致，先后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

其实，由于蒋一贯视共产党为“匪”，这次谈判未必就能有多少达成共识的机会。

事实证明，《双十协定》订立不久，即遭蒋介石一方悍然撕毁。

面对重庆谈判实为“鸿门宴”的可能，共产党一方早有清醒的认识。

为防不测，中共中央还召开会议，补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出发前，毛泽东曾在延安枣园礼堂发言表示“我准备坐班房”，假使会被软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应当尽量利用机会办些有效的事。

党史专家蒋建农认为，毛主席最后慨然应邀、与周恩来王若飞同赴重庆，是已经做好冒风险准备的。

当日，重庆《大公报》用“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来评价毛泽东的到来。

然而，此前连续发出三封电报的蒋介石，却显得似乎有些措手不及，连谈判方针都尚未准备到位。

而开门见山进入接触之后，来自对方的11点谈判意见，以及毛泽东时时处处表现出的据理而辩态度，也令蒋介石感到相当棘手。

重庆谈判时期，他的日记中出现了“脑筋深受刺激”、“诚不可以理喻”等等字句。

据陪同前往的胡乔木回忆，重庆期间毛蒋会面超过十次，大都是在公开场合；但是两人之间的几次重要谈话，反而都是在秘密环境中进行的。

在毛主席一行抵达重庆的当日，蒋介石便在歌乐山林园举办了欢迎宴会，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大员、外国使节、民主人士纷纷到场。

席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则称呼对方为“润之”。

虽然是针锋相对的老对手再次相逢，宴会现场的气氛却颇为愉快，两人相继致辞、并频频举杯互祝健康。

当天晚上，在主人挽留之下，毛泽东甚至直接就住在了林园。

于是翌日清晨在林园石阶上的一场散步，便成了两人不期而遇的一次非正式会谈。

这次谈话虽然并没有谈及双方那些具体分歧的方面，但却令蒋介石对毛泽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面对中统连扣押计划和借口都准备好了的现实，毛泽东一边继续坚持留在重庆，做有利于将来的种种工作；一边支持前方后方的种种斗争，他说“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面对“只识拳头，不认礼让”的蒋委员长，并没有什么别的法子。

伴随着上党战役的断续进行，最终于1945年10月10日，双方代表在重庆桂园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也就是《双十协定》。

而10月11日早晨，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时的交谈，也就成为两人之间真正的最后一次对话。

此前曾有诸多交集

当然，在重庆谈判直面对方之前，两人早已发生过诸多交集。

1923年，毛泽东刚过而立之年，他在军阀悬赏捉拿的重压局面下离开长沙清水塘，先赴上海后去广州，为召开三大进行筹备工作。

也正是在下一年的年初，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大”。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的纲领，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称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石。

合作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选择“党内合作”形式。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当时的座位号是39号。

蒋介石当时尚不算十分显山露水，大会召开前他还在奉化溪口为母亲做60冥寿，是接到孙中山电报催促后才赶到广州列席会议的。

一年多后，国民党“二大”召开，由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被刺身亡，蒋介石逐渐获得了上升的机遇，逐步掌控军政大权。

而当时的毛泽东，正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再之后，就是波谲云诡的大革命失败、“四一二”与“七一五”相继爆发，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毛蒋两人也走到了死对头的立场。

另外，在1942年8月期间，两人还有一场拟出计划、但最终并未实现的西安会晤。

当时的大背景是斯大林与丘吉尔举行会谈，讨论了关于第二战线的问题，这便有可能为中国局势带来转机。

而国民党方面，由于缅甸方向陷落导致西南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增强与苏联的联系，内部困难也层层叠叠，国民党改取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不过，虽然当时蒋介石就发出邀请要毛泽东到西安一谈，但周恩来对他的来意判断却是“包藏祸心”，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仍秉持“非合并即大部消灭”的态度。

这就自然不到能够坐下来谈的程度，于是，这次计划中的西安晤谈，最终无疾而终。

等到重庆谈判期间见面，又是三年后的事了。

新中国时期的特殊方式“接触”

就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发出了“剿共”密令。

当然最终的结局是四年不到，蒋介石便退守台岛。

他一边痛定思痛总结教训，一边推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所谓反攻大陆计划。

在这样的局面下，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自然不可能再有见面、通话之类的常规沟通方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真的毫无接触，所谓“锣鼓听音”，二者的接触仍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着。

他表示自己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

此后，毛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中还特意说了“美国人是靠不住的”，这句话可以说主要是讲给蒋介石听的。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间人”曹聚仁也走到了前台。

曹聚仁的身份是记者兼作家，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密切联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前往香港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这一选择或许是因为他想要做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

曹聚仁这种“两边不靠”的态度恰好使他成了最适合的中间人。

他被蒋氏父子用军舰接去台湾密谈，又曾经多次前往北京，受到周总理隆重接待。

随着曹聚仁的多方奔波、沟通传话，双方的态度逐渐明晰。

周总理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认为这一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

作为实现细则的“一纲四目”，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

总结来说，“一纲四目”就是在台湾回归祖国的大前提下，对军政大事、建设费用、社会改革、互不破坏等约定进行细化。

而蒋介石方面也曾经提出过自己一方的意见，也就是后世概括的“六项条件”，其中甚至有一条还特别提到了庐山，这与曹聚仁在内地的多处观察和一封长信也有关系。

原来，当曹聚仁初次带着蒋氏父子的托付前往北京时，周总理就对他说过，作为“大陆的常客”，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毛主席更对他提出建议，告诉他可以到蒋氏老家和住过的地方去看看。

曹聚仁听后，果然不久就上了庐山，他在山上盘桓一周，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

随后，他又去了奉化、萧山、宁波、杭州等地游历，写成一封长信详述各地见闻，和拍的照片一同寄给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这封“实地考察”的长信，知道奉化的祖坟保护得很好，庐山“美庐”也依然是当初的样子，甚至连宋美龄弹过的钢琴、用过的银质餐具也还放在原位。

这一细节后来成为双方共同的默契，若能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庐山将是蒋介石的主要首选居住地。

计划中的邓小平访台

初步意向虽然达成，但考虑到此前种种，要真正达成双方的信任和共识，毕竟谈何容易。

此后又经历了种种蹉跎波折，最初担任“两岸特使”的曹聚仁于1972年去世后，年岁已高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接力奔走，也不幸在1973年病逝于香港。

到了1975年，蒋介石透过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邀请毛主席亲自前往台湾访问。

但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已经重病在身难以远行，他们决定委派邓小平作为代表前往台岛，尽快实现“三通”。

这本来可能是一个迈出关键步骤的节点，然而众所周知，1975年的清明节当日，蒋介石就去世了，邓小平计划前往台湾的行程由此再度搁置。

当初曹聚仁受托转交给蒋介石的信件中，有一件毛主席手书的词作，末句为“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

然而历经种种波折，台湾回归祖国的“彩云”，却终究尚未实现，而蒋介石留在庐山的“美庐”，也将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继续存在下去。

参考资料：

《毛泽东住进蒋介石的别墅 高喊“委员长我来了”》；千龙网；2008年02月01日

《全国网媒记者庐山“美庐”采风流连忘返》；天津北方网；2012-04-28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最后谈话》；新华每日电讯；2013.1.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特殊方式“接触”》；中国网；2009-08-07

《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马祥林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