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的在野党如何打败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共党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相对弱小的在野党，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的过程。

如果有人让我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民解放军战史浓缩成一句话，我会说：那是不拿薪饷的军队，打败拿薪饷的军队的过程。

那么，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怎样解决经费问题的呢?金钱和战争与革命的事业，又是怎么样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呢?

财富既是战争的因，也是战争的果;一切的纷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同时就是夺取国家资源的过程;货币战场上的厮杀，比起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毫不逊色。

历史有如账簿，红色的历史就是红色的账簿，历历在目。

本书从新角度诠释红色历史，力求使读者从多个侧面了解共产党创业的历史。

楔子

货币与战争：从美国独立战争说起

公元1775年4月，英国殖民地——北美马萨诸塞州一个春光明媚的早上。

小镇银匠勒威尔突然看到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军人，正向波士顿附近的康克德进发，那里是北美民兵组织“自由的儿子们”的秘密军火库，囤积在那里的枪支弹药，正是用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

作为一名手工艺人，银匠勒威尔是众多不满英国殖民地经济政策者中的一位坚定分子。

十年前，英国由于在对法国的“七年战争”中军费负担过重，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殖民地所有印刷品，如商业契约、广告、历书、新闻报刊等等，都要向英国政府交纳很重的印花税。比如印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需要交两英镑的税。

在北美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英国议会表面上取消了《印花税法》，却又代之以收税更加广泛的《唐森德法案》，收税的范围扩大到玻璃、纸张、铅、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由此酿成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暴力抗税，英国政府于是增派军队，准备大打出手。派往康克德的这队英军，就是准备秘密抄北美抵抗组织老巢的。

银匠勒威尔飞马报信，不久之后，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在小镇来克星顿打响了!

美国独立战争，货币成了直接的导火索。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战火中，“世界货币”美元呱呱坠地。

1775年6月22日，“大陆纸币”诞生了，这就是现在的美元。独立战争是因钱而起，领导美国人民的“大陆会议”决心不再以征税的方式筹集军费。战争初期靠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借钱打仗，但向别人借钱总不是长远之计，大陆会议的领袖们决定：直接制造美国人民自己的货币，将战争的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

第一版美元只印了二百万元，颜色以绿色为主基调，取名为“Dollar”(中文发音为“刀乐”，有点“横刀而乐”的意思)，因此被民间戏称为“绿刀”。二百万元的“绿刀”对于独立战争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此后美国各州都开足马力，拼命印制和发行美元。截止到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发布，仅一年时间美元的发行量就翻了近八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之巨。

二百多年前的一千五百万美元，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美元的信用越来越低，每天都在贬值，引起通货膨胀是必然的。美国的老百姓不愿意使用。美国政府一面教育人民要热爱自己的货币，一面采取强硬手段强制美元流通，规定凡拒绝使用美元者将被视为卖国贼，财产将被没收。据统计，独立战争百分之五十七的经费是通过发行信誉度极差的美元筹集的，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获取独立和自由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美元持续贬值，美国人民虽然爱国，但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1779年，也就是《独立宣言》发表三年之后，驻康涅狄格州的两团美军士兵拒绝接受美元作为军饷，美军统帅华盛顿将军束手无策，只得向法国借了一笔法郎发给士兵才平息了事态。

由此可见，货币是战争的血液，失血的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战争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是“货币战争”。

血液的颜色是鲜红的，失去了鲜红色彩，战争历史将会缺乏亮丽的色调。

时光斗转星移，历史的目光转向20世纪的东方国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战争，较之美国独立战争更为复杂曲折，更为波澜壮阔，同样也离不开货币的血液。一部红色革命史，就是一本本“红色账簿”。

故事从一艘客轮开始……

1

公元1921年6月3日，一艘从地中海驶来的意大利客轮，在中国上海港徐徐靠岸。

一位头顶微秃的欧洲裔中年男子从三等舱里走了出来。

上海夏日的阳光让这位外国佬不得不眯起眼睛。码头上搬运卸货的工人往来如织，阳光给他们结实的肌肉刷上了一层古铜色。码头外不远处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显得十分繁华。这让他有些惊讶和感叹。

走出码头的时候，他向穿制服的检查人员晃了一下护照。护照标明他的名字叫马林，来自荷兰。检查人员只是按例行公事看了一下便挥手放行。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放走的这位马林先生不久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掀起怎样一股惊涛骇浪。

马林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

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成立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肩负着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

马林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人，此前还有一位名叫维金斯基的人被派到中国，他的中国名字叫“吴廷康”。

早在1920年3月间，吴廷康就详细考察了在中国建立工人组织的环境。他通过俄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也有译作柏烈伟的)，结识了在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者。鲍立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称得上是一位汉学家。他最先给吴廷康推荐的，是他的一位中国同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若论起对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没有谁比李大钊更全面、更深刻的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宣布了一系列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表示愿意放弃沙俄时代通过侵略取得的利益，这让中国人很感动，领导中国人推翻满清帝制的孙中山甚至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

中国的知识界第一个站出来为“十月革命”大声喝彩的，就是李大钊。他认识到中国靠自上而下的所谓改良、维新，根本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像俄国那样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给朋友的信中，李大钊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发生的革命，表达了羡慕之情：“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说起来，李大钊还是位“海归”。

出身于河北农家的李大钊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1914年他考入著名的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业是政治本科。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国人取得该校毕业文凭回国，在政府机关谋个公务员之类的职务毫无问题，况且他学的又是“政治”。

遗憾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拿到这所知名大学的毕业文凭。

1916年2月初，入学仅一年半，李大钊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了。原因并不是因为学习差，他的十一门课程考试平均成绩排名第四十位，当时全班有八十余名学生，他的成绩属于中等偏上。

被除名的原因，是因为李大钊“长期欠席”。所谓“欠席”就是缺勤，李大钊缺勤的很大原因是他把精力用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东方，应该归功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河上肇等人，是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革命者很多都是从日文版读到马克思著作的。

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的《晨钟报》(即后来的《晨报》)任职，“守常”就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不久，李大钊在北京结识了陈独秀，此时两人还都没有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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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和陈独秀相识，是在北京南城的瑞记饭庄里。

请客的人是李大钊，主客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陈独秀是陪客。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原来的主任章士钊要离开北京南下，于是便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接任自己的职务。蔡元培聘用了李大钊，李大钊设宴答谢，也是人之常情。

而陈独秀是凑巧赶上了这顿饭局。他来北京是为上海东亚图书馆募集股份，此时蔡元培刚刚接任北大校长不久，正在网罗人才，陈独秀又与蔡元培是旧相熟，便被邀请到学校担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院长)。蔡元培把陈独秀拉来，也是想让他和李大钊两人提前认识认识，两人都跟图书馆有关，以后也好在一起共事。

通过这一饭之缘，两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后，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得天独厚。北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会，思想激进的革命者还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赞扬“十月革命”，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为了安全起见，马克思故意被翻译成“马尔克斯”，以宣传共产主义为主的藏书室被称为“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以便公开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固定的经费，买什么类的书籍校方也不太过问。

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校长的主持下，北大各种学术思想兼容并蓄，在国际上很有声望。一些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与北大有图书交换关系，因此积累了大量马克思和其他学派的著作。通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总要有人来接受，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成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人。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身边，聚集了一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人，形成了天然的师生关系。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革命者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李大钊家里。一方面是为了请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吃李大钊亲手烙的葱花饼。

李大钊烙的葱花饼堪称一绝，外脆里嫩，号称千层，每一层几乎都薄得透明。那时别人家的院门都是关着的，要先敲门才能进去，而李家的大门始终是虚掩着的，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影响也比较大。

鲍立维也是李大钊家的常客，他十分了解李大钊的为人，故向吴廷康推荐李大钊。

经鲍立维牵线，吴廷康在北京宣武门内大街和闹市口之间的石驸马胡同24号，与李大钊进行了初次会面。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尤其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吴廷康还见到了李大钊周围的青年才俊，这些人都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充满革命激情。

吴廷康在北京并没有见到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李大钊马上介绍吴廷康南下上海去见陈独秀，商量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吴廷康离开北京南下时，只留下了几本革命杂志和国外的通信地址，并没有留下经费。——他只是探路。

有了吴廷康的铺垫，这次马林来中国就不能再空手了。

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支配一大笔钱，来启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尽管直到现在中共党史界还弄不清楚这笔钱的数目，也不知道马林通过什么方式将这笔钱带进中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笔钱即使在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作为交通和食宿费用也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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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从上海来到北京，再一次考察了李大钊和他的团队，认为动用这笔启动资金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于是决定返回上海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李大钊派他的得意门生张国焘一路陪同马林南下，张国焘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

马林在上海见到另外两位重要人物，一位叫李达，另一位叫李汉俊，两人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马林提议由“二李”出面联系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商讨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宜。当时中国的国内，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都建有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的旅日留学生和旅法的青年学生中，也建有类似的组织。

除了旅法的共产主义小组之外，“二李”分别给每个小组都写了信，而且还汇去了路费，每位代表的路费都是一百元，无论远近。会议结束后，每位代表还将再领到五十元的路费。

这笔钱在当时来说，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当时上海普通警察月工资不过十至十三元，警长也不过拿十六至十八元;上海黄金的价格是每两二十一元，一辆进口小轿车的价格也就一千元左右。十二位代表仅来的路费就可以买一辆进口小轿车还有富余。

尽管从上海汇给每个代表的路费绰绰有余，但大家花起这些钱来仍然精打细算。外地来的代表绝大多数被安排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学生宿舍。此时学生已经放暑假，组织者提前租下楼上靠西侧的三间宿舍，这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每个铺位一天租金不到一角钱，而上海普通客栈则至少需要三角钱。因为不知道会议要开多长时间，组织者预付给学校两个月的租金。

代表们吃饭的问题也是就地解决，由女校的厨役给做，花费也不大。当时有一块钱就可以在上海的普通饭馆请六七个人吃一顿不错的饭了，包括生煎馒头、蟹壳黄及各种小吃。

考虑到上海夏天的闷热，组织者还特地买了几张新的芦席，给代表们打地铺用。

住在这里的，有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包惠僧以及邓中夏等人。

并非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始终都住在这里。广东代表陈公博开会的时候，顺便带着新婚妻子来度蜜月，小两口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陈公博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抗战期间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结局很不好。但他的“特殊化”为日后确定中共“一大”确切时间提供了宝贵线索——陈公博夫妇下榻的上海大东旅社恰巧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着实吓了这对新婚夫妇一跳，根据上海报纸对这桩命案的报道，可以推测出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

第一个报到的代表是北京的张国焘。他也不是这里的常住户，虽然留了他的铺位，而他却在外边另租了房子，主要是因为他还要承担会议的组织工作。

其他代表大多是几个人合住一间宿舍。唯一享受单间待遇的是湖南代表毛泽东，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的身材比较高大，不习惯睡地板上的芦席，而是睡在由两张长凳搭起的床板上，比较占地方;二是因为毛泽东睡觉爱打呼噜，吵得同屋人无法入睡，只好请他移尊他就。

会场就选在与博文女校相隔不远的李公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

这是一座二层小楼，楼主是李汉俊的亲哥哥李书城，他是同盟会的元老，此时正与夫人在外地旅游，不在家中。

会议开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却被定为这一年的7月1日。这主要是因为确定建党纪念日的时候，对“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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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不同打扮、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经常出入李公馆，不久就引起了上海租界警方的注意。

尤其是金发碧眼的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叫尼可洛夫，俄国人)的到会，更是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开会期间曾有身份不明的可疑人物借故闯入李公馆，引起了马林的警觉，于是他建议终止会议，代表们立即转移，只留下主人李汉俊照应。

果然，租界的巡捕很快就找上门来，但他们在现场只找到几张纸，上面凌乱地记着几个共产主义概念名词，其他一无所获。再加上主人李汉俊一口流利的法语，让巡捕不敢等闲视之，搜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闹出这么大动静，会议自然不能再在法租界开下去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重要的问题还没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也绝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惊吓而停止。

会议只能换个地方了。有人建议去杭州开，杭州有西湖，景色很美，既能避暑又能开会，确实是个好地方。但去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杭州本地人接应，安全没有保障。已经有一次涉险经历的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去杭州。

正在大家犯难的时候，一位年轻俊秀的女子轻启朱唇，说出一番话来。

这位少妇就是李达的新婚夫人王会悟。她不是“一大”的正式代表，而是负责望风传递消息的交通员。王会悟建议，会议完全可以转移到离上海更近的浙江嘉兴继续开，嘉兴曾经是她的家乡，虽然是农村但环境优美，有著名的旅游景点南湖，上海市民消暑的时候，多喜欢到浙江嘉兴游赏荷花，不容易被人注意，还能节省下一大笔路费。

摘自《红色账簿》

作 者：马祥林

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