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

夏王朝是传说还是真实存在(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

上个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开山大祖师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此说一出，瞬间激起千层浪，恰逢五四运动反封建的大潮风起云涌之际。封建史观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标志性“糟粕”，古史辨派理所当然成了重建古史体系的生力军。

百年后的今天，尘封日久的古史辨派理论蠢蠢欲动，颇有重新抬头之势，不过自然是换了副面具。这个面具就是以“文字确证”这个思想为核心的各种看似新潮的观点，其实质是将西方考古观用所谓“科学”进行了包装。

看网络上那些包装了“科学”外衣的西医至上论者肆无忌惮地攻击我国传统中医学的行为大行其道，就很清晰地看到这股思潮来势之凶。传统与现代哪个是更先进的人类文明，在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大举进攻，一切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幕今天还会上演吗？

层累说的核心思想是越早的人物文献上出现的年代越晚，事实上这点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变过程。

人类在有文字之前都是通过神话这个模式去记录过往记忆的，神话也大多通过口耳相传这种方式进行流传，其流变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出来各种变体。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非线性的，越早阶段越漫长，神话恰恰处于文字前这个时期，如果我们的文明史是一万年，文字史是四千年，神话时代的历史将至少是六千年，远远多于文字史的长度。所以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神话历史阶段到文字历史历史阶段并非一蹴而就，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我国来说就是夏商西周这三个时期。

由于西方历史经过多次断裂和人种变化，他们的历史不存在这个现象。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西方的上帝与我们的天帝明显不同，西方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神，高于人的存在，而我们的天帝其实是人间世界的翻版，与人间社会有着相同的结构，只是将人间的一切搬到天上而已。这是我国独有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产物。

在西方世界里，高于人间，独立于人存在的上帝自然掌控了人间的一切，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在其统治之下，人能够反抗上帝吗，自然是不能的。我国却不同，“人定胜天”、“替天行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类词语贯穿了我国整个古代史。成了对“天人合一”这个宇宙观的一种最好的诠释。

事实上，西方文化直至今日仍然未摆脱这种原始的世界观，那个位于罗马的教廷今天不还是拥有着神圣的力量么，法国前阵报出来的当地教廷70年性侵数万儿童的新闻让人瞠目，如此长时间的凌驾于法律之外的暴行，就是西方文化骨子里的一个毒瘤，至今仍然难以消除。

这点在我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历史王朝时期，虽然“抬头三尺有神灵”，但掌管人间的是皇帝这个天子，从来没有任何可以超越国家存在的“势力”存在。

有点跑题，回到我们上三代这个神话到历史的过渡期，看下古史辨派层累学说的历史素地，西周灭亡大邑商以后，由于小邦周相对大邑商的落后，初生的西周王朝基本上照搬了商王朝的所有，甚至连祭祀对象都搬了过来，商人先祖帝喾也成了周人的祭祀祖先。向商人先哲圣王学习也是周王们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相关记载频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为了避免读起来的艰涩，我们就不做大量古文摘引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周人认识到，必须要颠覆商人的世界观，周人的“敬德保民”思想就出现了，披着的外衣竟然是商代先王是这样明德的圣王，只不过末代商王违背了祖训而已，这个自然是周人有目的的说辞，毕竟大量商的遗民和诸多商王朝的方国还没有接受周代商这个事实。而还有一点高明之处就是，周以夏自居，这类打着前朝旗号来推翻本朝的传统竟然成了我国循环反复王朝更替的一个惯例，不得不说其作用的强大。甚至外来的匈奴后裔竟然也学会了（见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自然而然，夏人的始祖大禹被周人扶上了高位，这个过程难免出现神化现象，并与人们大洪水的记忆挂钩，“天令禹敷土”这样天命与圣王的完美结合出现在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也出现在西周早期的一些文献上。毫无疑问这里面自然有周人记忆的存在。稷与夏的关系很可能就有其真实的历史素地。

秦公簋

稷放丹朱这类的记忆也可能就是周人先祖与夏族联盟的真实反映。夏史的真实性我们后文详论，继续看下这个层累的过程。

插上一句，事实上，被认为是西周初期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上，黄帝并非诸帝之首，其神格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应该是神话历史末期的正常现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吧。

西周中期以后，对商人国家治理以及铸铜技术等已经了然于胸的周人开始求变，夏就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舞台，曾经被周人极度追捧的商先王自然开始淡出。不过周人精心规划出来的“周礼”却只能以商礼为基础，有学者考证，周礼对商礼的继承达到32项，几乎覆盖了周礼的各个方面。

这也很好理解，周人恐怕很难清楚夏礼到底是怎样的了，对于有典有册的商还是印象深刻的。孔子去夏后人杞国寻访的时候，就说过，夏礼杞国人都已经说不出来了。

周人建立起来周礼以后，还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宗族体系，按照晁福林先生的观点，夏商属于氏族封建，西周属于血缘封建，东周以后属于地主封建。这个观点我们非常认同。

西周的血缘封建基础就是“宗”的概念，姬周自己当然就是大宗了，先朝圣王的后代们也被划分进周人的大宗里，这里我们注意下，西周初年武王曾有过第一次分封，主要分封的就是这些圣王们的后裔，笼统来说就是后世三皇五帝加上夏周两朝的后裔。

周人再次分封的时候，血缘就成了唯一的标准，文武王的后代们被分封至周王朝势力所及的各个角落，这种以血缘维系的家族观念历久弥新，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烙在国人的心底。

不过周王并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血脉的作用会变得很淡，几百年过去了，所谓同宗在现实利益面前已经无足轻重了，但周公建立起来的那套以宗法为基础的礼制仍然有一定约束力，让人不敢轻易跨越。

于是乎，禹之上的圣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孔子祖述尧舜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贤德谦让的圣人之道在礼崩乐坏的年代成了有志之士的救世稻草。尧舜禹禅让自然是其楷模。以记史为背景的《竹书纪年》却否定了这个禅让的存在，而司马迁的《史记》毫无疑问更推崇这种被称作“大同”的模式。事实上，这也只是儒家的一种理想。

出土的战国竹简上同样刻画了这样的一副美丽的画面，而将神话记忆历史化就是这群先哲们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出现了，诸多上古圣王纷纷出现在诸子百家的论述里，而不是出现在史书上，这些思想深邃的“子”们当然不是为了对史学做贡献，而是为了借圣王之名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古之圣王也纷纷从神话传说中走下神坛，成为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在我们后世看来，就是这些古老的圣王被更晚的历史文献所描绘。其实这是一种美丽的错觉。始作俑者就是这群充满了激情的诸子百家。

不过诸子百家虽然站在各自立场上进行了各自不尽相同的阐述，但这样反而证明这些内容都有其真实性，我们很难想象某位大神编造了一个上古体系，被观点迥异的各个学派共同接收。至于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历史素地，就是史家要解决的问题了，如果因为其存在矛盾和时间上的晚出就否定其背后的真实，明显是错误的。

夏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是这样。本来几千年来没有人怀疑的夏王朝在古史辨派的重击之下，也被划分进战国人编造的传说里了。但据李民先生说，顾先生晚年已经改变了观点，不否认夏王朝的存在了。而今天仍然被有些西化的学者列入疑问的行列。而古史辨派的观点至今仍然是西方汉学界认可的主流认识。

《史记》中商本纪中商王世系被出土甲骨文所证实，说明司马迁商本纪是真实可靠的，认可夏史为真实历史的学者大多会以此推论司马迁的夏本纪也应当无误，这个逻辑显然没有什么问题，但你硬说这样推论并不能作为确证，也让人不好辩驳。

可是我们出土的两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也出现了禹和夏这样的铭文，充分说明了至少西周中期时候人们是认可禹和夏的，所以战国人向壁虚构之说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就是清华简中的《厚父》大体是商代文书的改写，也毫无疑问的证实了夏桀的真实存在。同时可以看到商王对夏的认识。还有《尹至》一篇，明确指出了商汤征伐西邑夏的史实。伊尹在甲骨文上已经被证实，同时在先秦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这类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也完全可以否定夏是战国人虚构出来的观点。其他如清华简《尹诰》楚简《容成氏》等也有汤伐桀的详实记载。尹诰一篇也提到汤灭夏之后迁新都西亳的记载，从考古上偃师商城和二里头之间微妙的变化毫无疑问可以证实这个记载的可靠。

限于篇幅，我们下篇文章再谈这些吧，我们后面会结合文献与考古，继续阐述文献上夏史的真实性。还有少康、孔甲等几位夏王以及我们要如何看待夏王朝的问题，还是很有意思。

综上，既然夏史是真实可靠的，夏为层累之说是错误的，所谓用文字确证的必要性完全失去其合理性，期待考古上非常偶然的发现去证史的观点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会让史学研究走进一个没有尽头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