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贡之役让人大跌眼镜的倭寇前传

1523年，发生在宁波的争贡之役堪称明朝历史上最知名的事件之一。由于肇事者的日本属性与后来的倭寇风暴，让这场积蓄已久的意外都显得格外刺眼。然而，仅从事件本身的过程而言，明军战斗力的虚弱同样暴露无疑。

畸形的勘合贸易

明朝建立之初就设立朝贡体系与一批不征国

虽然明初的特使曾在日本被当做元朝间谍处死，但朱元璋在考虑了国力与现实情况后，还是忍痛将日本列入了不征国名单。受到损失的，主要是明朝与日本幕府之间的贸易。但到了拨乱反正的朱棣时期，以朝贡体系为框架的勘合贸易，还是顺利展开。

由于日本在大化革新失败后，就不再能建成中原式的律令制集权国家，所以各方势力都有可能同大陆发生贸易联系。这就给习惯了控制与简单化处理的明朝，提出了难题。勘合贸易就是基于这种冲突而量身定制的。明朝将贸易凭证，发放给其认可的日本国王，以此为双方展开定期官营贸易的许可。无论日本内部纷争如何，只看凭证而不认持有者本身属性。每次贸易完成，还会换发下次的凭证。这样，即便是有人持有过期执照，也不可能被市舶司接待。

宁波成为了专门接待日本的市舶司驻地

于是，在明朝的毫不在意之中，勘合贸易的团队组合也在百年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起初，室町幕府的将军一直在贸易船队中占据一席之地。一些需要被笼络的地方大名，也会不定期的获得份额。甚至还有势力较大的寺庙，也以自身名义出人出船。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将军的船只开始不见踪影。原本那些与将军船只抱团的大名与寺庙船只，也慢慢销声匿迹。包括市舶司在内的明朝当局，并没有兴趣关心其中缘由。自然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日本内政发展逻辑。

另一方面，本着宣扬权威与压制民间贸易的需要，明朝官方一直对日本使团施以优惠政策。这样，日本使团的每次访问明朝，都可以确保货物有4-5倍的利润。加上本身有外交人员身份，在宁波和北京两地的花销都不用自掏腰包。长此以往，日本使团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明朝方面也不可能不感到沉重的经济负担，经常对下次到访朝贡的人数做出警示。但终究还是架不住利益使然，让亏本买卖又持续了数十年时间。

参与勘合贸易 成为了日本大名们的生财之道

当然，勘合贸易的很多细枝末节，也反应了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例如日本使团经常人数超标、贡品规模违制，但靠贿赂管理市舶司的太监，总能蒙混过关。仅从这个事情，就能看出明朝官场的腐败。以及皇室破坏朱元璋祖制，大力扶持和任用太监参政。

其次，宁波当地的民间人士，也经常目无王法与日本使节进行私人交易。甚至还有人因不能定期交货，而将儿子抵债给日本使团做家奴的情况。这对于热衷于控制和束缚人口的明朝而言，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同样也反应了明朝封闭制度下，吴越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压抑的现实。渴望大陆贸易的日本，同样不会因为偶尔几单大买卖而感到需求被满足。

考古出土的明朝倭刀

最后，日本使团会给明朝带来很多贡品。但除了土特产外，还包括马匹和大量的日本刀。对于一个有大量边界同草原牧区相接的帝国，居然要从多山的岛国进口马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考虑到地方更小的琉球，都有为明朝提供马匹，就不能视之为孤立现象。而数量最多的日本刀，则更加讽刺。明朝本身有规模庞大的官营武器生产线，却还会问日本大量买刀。普通地方军还能有机会使用，仅有高级将官和锦衣卫才能获得分配。足见其性能之好，在明人眼里已经有了巨大的装逼资本。

分析完以上这些细节，你就不会对之后发生在宁波的事情，感到多么意外。因为冲突各方的表现，早在之前的百年里就完成了酝酿。只等某个突发事件，来将火药桶引爆。

日本的政局与力量变化 将影响双方的旧交流方式

世道变了

1523年 大部分明朝官吏还不知道日本在何处

1523年，也就是嘉靖皇帝继位的第二年，明朝上下依然在按部就班的远转帝国。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还是不可避免的渗透入朝廷苦心维系的“隔离墙”。

仅在前两年，设置在广州的市舶司便遭到了西方做派的葡萄牙人挑战。在驱逐了屯门岛上的武装商团，并在西草湾伏击了马六甲方面的外交船队后，明朝暂时挡住了来自南洋地区的蝴蝶效应。然而，来自日本的新一批使团，又带来了远在东侧的政治风暴。

此前两年 明朝接连同西来的葡萄牙人发生冲突

同为大名的大内家与细川家，分别有3艘船和1艘船抵达宁波。前者是新面孔，却有上次朝贡结束时办法的许可证。后者是老熟人，却只有一份过期的贸易凭证，以及担任翻译的明朝人宋素卿。

原来，在1467年的应仁之乱后，原本的享有日本国王之称的室町幕府已彻底权威扫地。随着将军权力的每况愈下，对明朝贸易的权力便被西南靠海的大名所垄断。控制著名港口博多的细川家，就在这个阶段里脱颖而出。但如此诱人的买卖，还是引来了同样靠海的大内家觊觎。结果，前次返回的细川家船只，在半岛上被豢养海盗的大内家截获。崭新的贸易凭证，作为重要战利品被收缴。等到朝贡时节来临的1523年，后者派出了300人的使团乘3艘船去往宁波。

不甘心就此丧失大买卖的细川家，虽然也派出了1艘船的使团，尾随大内家的船队抵达。尽管他们来的更晚，手续也存在问题，却有熟悉明朝官场规矩的宋素卿。他在被父亲抵债给日本使团后，靠着对家乡的熟悉而获得重用。在他的打点下，掌管市舶司的太监决定向验收细川家的贡品。类似的事情，在两年前的珠江口也发生多次，并成为葡萄牙人与明朝官方交恶的导火索之一。只能说在当时，金钱的收买已经比官方凭证更为有效。

应仁之乱 让室町幕府彻底失去了控制权威

感到备受屈辱的大内使团成员，随后又在欢迎晚宴上被安排到了次于细川家的位置。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让他们觉得怒不可遏。杀死细川家使节，并严惩宋素卿就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这种野蛮作风，显然只能来自早期封建集团林立的日本，而在明朝显得不合时宜。但考虑到大内家此前几乎没有涉外经验，这样的闹剧还是在宁波城内上演。

按照当时的规定，使团成员不能携带武器朝贡，所有人的防身武器便被暂时存放在固定库房内。但赤手空拳的大内家成员，还是在市舶司设宴款待使臣的当天动手。他们强行冲入仓库，拿回了自己的防身武器。接着，一行人直冲宴会所在嘉宾堂，将细川家使节杀害。宋素卿随即成为第二个重要目标，在市舶司守卫的保护下才得以出逃。而众多大内家的武夫们，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控制日本本岛西南的大内家

一发不可收拾

宁波虽然不靠海 但依然是防倭重地

虽然宁波本地有明朝建立的大批防倭部队，但显然这场骚动并没有立刻引起他的反应。于是，大内家的成员又冲出设防的城门，到船只的泊地寻找罪魁祸首宋素卿。来不及上船的后者，只得在少数人保护下放弃水路，向西北的内陆逃窜。

大内使团的成员，索性将细川家的贸易船烧毁。随后，除了部分人留下守自己的3艘船外，其余人继续追杀那罪大恶极的宋素卿。后者在千钧一发之际，经过余姚躲入了绍兴。已经得到通报的绍兴，显然做了防备。大内家的使团成员，知道自己奈何不了城墙，便选择原路折返。但更大的场面却刚刚开始。

在火绳枪传入前 日本水战主要靠弓箭 接舷

由于地处海岸与内陆的交界处，明朝在宁波设立的宁波卫由多个需要随时保持战备的卫所组成。除了宁波城本身的驻防部队，还有临山、观海 、定海和昌国四个卫所，总计兵力达5600人左右。四个卫所分由4个千户负责，每人统兵1120人。当大内家的暴力使团开始后撤，附近卫所的驻军便赶来剿灭。但让人咋舌的是，这些常年以防备倭寇为职责的明朝官军，竟然被缺乏武装的使团打的一败涂地。

虽然日本在中世纪素有武士传统，但作为使团成员往往不会全副武装。作为跟班的众多家奴和海盗，自然也以布衣和最低限度的武装来保护自己。根据前后不同年代的情况分析，大内家的300人连弓箭都没有多少，大部分人只是使用简单的佩刀作为武器。而且弓箭手往往容易被留下来保护船只，所以负责追击的主力就是一群缺乏护具的布衣暴徒。但就是这么一群武装流氓，竟然数次击败赶来收拾他们的明军。

使团与后来的倭寇一样 大都是布衣

明朝在沿海地区的部队中，大力培育弓箭手，以便同时应付陆战和水战需要。负责近战的部队，也有使用长枪和刀盾的两种。理论上可以独立出战，也能配合使用。军官因为是世袭武夫，所以有过骑射基础，可以骑马作战。可这样的合理组合，还是没能击败一群暴走的布衣。

尽管争贡之役的战斗规模都不算大，但明军军官的折损率却高的惊人。作为百户的胡源战死，另一名百户刘思则战败被俘。连卫所的指挥袁班，也因为战斗不利而被一同抓走。他们全都被作为人质被挟持到了宁波城内。大内使团的成员们就此顺利登船，沿着江岸突破沿海的定海卫防御。明军再次出动千人规模的官军赶来围追堵截，结果在一系列陆上与水上的混战中，明军再次吃瘪。备倭都指挥刘锦与千户张捏作为军官带头，双双战死。

明军不仅反应迟缓 而且战斗力极低

最终，已经损失惨重的明军则根本无力再追，坐看一行人远去。堪称闹剧的争贡之役，便在明军的惨败中结束。大内使团的最大损失，是在回程途中遭遇风暴。其中的1艘船被吹到了朝鲜海岸失事，让20名幸存者在后来被交给明朝处决。至于逃入绍兴的宋素卿，也在稍后被判处死刑。

过去，大部分人回顾这段历史，都在感叹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因此中断，为日后的倭寇大爆发埋下伏笔。但日本与吴越地区的海上贸易，实际上并为受到太大损失。因为就在不远的舟山双屿岛，已经成是双方定期进行走私的交易场所。

有了争贡之役 才有后来双屿岛的辉煌

在明朝出于愤怒，直接取消了宁波市舶司后，双屿岛反而因此更加红火。大量来自吴越、福建、日本、琉球甚至马六甲的东西方商人，在这里创造了盛极一时的远东自由港。至于倭寇的集中爆发，则是该岛被明朝军队摧毁后才发生的事情。

此外，很少有人注意到，明朝官军在争贡之役中的灾难性表现。作为重点布防的一个涉外地区，5000多人的驻军竟然奈何不了300人的武装流氓。不仅在事件爆发之初就反应迟缓，在之后的各种遭遇中又屡次折戟沉沙。带队军官不是被俘就是被杀，毫无正规军对武装流氓所应有的优势。

明朝军队的战斗力 在类似的冲突中屡屡曝光

事已至此，足以说明朱元璋当年建立的卫所制度，已经彻底失去了作用。明朝在之战的各类战争中，被迫全部使用额外的募兵部队作战。在永远感觉兵力不足之余，也烙下了财政方面的更大负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