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林涧一号汽车节选8上

导读

上一章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离开上海，张福运辞职，不去台湾，周家大小姐的大女儿奕华带了三个孩子去了美国和丈夫团聚。这一章要讲的是周家三小姐的故事，富家女解开锁麟囊，迎接上海解放。公私合营，和平过渡，富三代、富四代是如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

第⼋章

《锁麟囊》

南京西路 806号

五十年代，盛康年周素琼夫妇在北京。

我外祖母回娘家之后，总算过上了⼀阵好日子。再也不用早请安，晚侍寝。不用和婆婆周围那些尖酸刻薄，心胸狭窄，口是心非，只会吹牛拍马，不会务实，容不得人的势利眼在⼀起过日子了。她父亲周纯卿是个享乐主义者，性情温和，慷慨厚道。他经常带着家里的人看跑马、赛车、坐游艇、吃⼤餐、听书、看戏。我外祖母带着两个女儿和阿妈住在三楼，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爱吃什么吃什么，⽆拘⽆束。出门就是南京路，挺热闹，什么店都有。这些年来，除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百货公司、又开了⼤新公司，有国货，也有洋货，琳琅满⽬，新奇有趣，要买什么有什么。她⼤多时间都和她的几个闺蜜在⼀起，聊天、品茶、织毛衣，或指点家⾥的男佣⼈女佣人搞⼀些新花样，布置房间，把家具搬来搬去，过⼏个月就要换个位置。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也这样，家具⼏个⽉换个位置。

她爱好插花，最喜欢的是康乃馨、菖兰，还有象牙红。现在的圣诞花从前在上海叫“象⽛红”。那时候不是⼀盆盆的，而是⼀枝枝的。买回来以后在枝根上点⽕烧⼀烧，根就变⿊了，说是可以活很久。有时候她也供养兰花、菊花、兔⼦花。过年的时候是腊梅和象⽛红⼀起点缀。玫瑰花她嫌太俗，月季花太廉价，不上台⾯。她也信佛，家⾥有个经堂间。她每天去⼀次，在那⾥念经拜佛，只是例⾏公事⽽已。她不是那种开口闭口“菩萨保佑“的⼈。在客厅⾥从不谈经。她供奉的是观世⾳菩萨，“⼤慈⼤悲，救苦救难，普度众⽣”。我小时候要在她的观世⾳像前磕头，看到那位白衣女神脚踏⼀朵盛开的莲花，我知道观世⾳是女的。后来到了美国才听说观世⾳是个男的，那个⼀定是从日本来的。

我外祖母平时不太经常和女儿们在⼀起。我妈虽是她亲生的，在家时也不过早晚按叶府的规矩，照例去她房里请个安，平时很少和她在⼀起。她也不特别宠爱我妈，嫌我妈长得不如第⼆个女儿漂亮，不如大女儿会说话。还嫌她太胖，说是买布料给她做旗袍，门面都不够宽。她喜欢二女儿。二女儿苗条端庄，举止斯文，⾃重，听话。不知为什么，她为了不让我外祖⽗见到我妈，把我妈送寄宿学校，寄养在顾家。顾家住在南市，我妈上的是附近浙江人喜欢的清心女中。比较务实，教女生国文、英文、家政、管理、社交。校长不是天主教修女，而是⼀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女子，重视动⼿的实际操作。我妈后来动⼿的能力很强，在家⾥修脸盆、修电灯她都会，别说裁剪烹饪，更是拿⼿。

也许我妈在家里没有⼈宠她，寄住在学校⾥，专⼼学习，成绩很好。她的国文英文都学得很好，喜欢挑别人的错别字。她的功课在叶家，周家所有的同辈⼈中是最出⾊的。周家的两个舅舅，只比她大两三岁，都以为她聪明。可惜我外祖母有了我外祖父这个先例，认为读书无用，所以也不在乎。有趣的是，我妈七十几岁的时候，移民到了美国，在旧金山街上碰到⼀位⽼太太，那⼈居然认出了她，问她是不是以前清心女中“⼀号汽车周家”的小姐，叫“叶凤霞”。那是我妈的学名，那老太太居然记得。我妈正因为从上学开始⼀直住在周家，别⼈还以为她是周家的小姐。周家的确有⼀位四小姐比她还小两岁，两⼈⼀起长⼤，经常同出同进。到她上⼤学时，她就被⼈误以为是“⼀号汽车周家”的女儿给追上了。此是后话。

周公馆同出同进，年龄相仿的两位⼩姐是我妈和她的⼩姨，周家四⼩姐，周梅琳。

我妈记得，1939年，有⼀天，她和那位小姨，她的⼆姐，还有⼀位也和她年龄差不多大的亲戚在皇后大戏院，就是后来的⼤光明电影院，看外国电影《少奶奶的扇⼦》。当年她只有十二岁。突然停电了，电影院里一片漆黑。警笛声起，日本战⽃机轰炸来了。她们从电影院⾥逃出来，被维持秩序的警察带进了警察局。她们害怕得要死，不知该说什么，会关多久。她们不敢说他们是“⼀号汽车周家”的人，怕警察局敲诈勒索。这是她们从小的教养，知道树⼤招风。结果还是她父亲到警察局把她们四个小姑娘认领了，领出来后把她们送回周公馆。这是她又⼀次见到她的⽗亲。可能我外祖母急了，才叫阿妈打电话通知她丈夫的。

自从1931年1⽉2日日本军队攻占上海以来，日本就⼀直在觊觎租界，千方百计向租界扩张势力，与英美争夺租界控制权和话语权。这期间，难民大批涌⼊租界，企业也迁往租界，⼀度出现所谓的“孤岛”繁荣时期（1937-1941）。同⼀个城市，住在东北角上虹口闸北的许多贫民百姓被日寇炸得家破⼈亡，片瓦不存，西南面的租界上依然买卖兴隆，歌舞升平。日本宪兵借“维持租界治安”为名，常驻租界，并要求工部局重组巡捕房，增加日本巡捕，日本人任工部局警务处特别处长。1939年，日本宪兵队的陆军代表要求租界上工部局的中国主权由日本控制。

1941年12⽉8日日军占领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沦陷。孤岛繁荣不再。日军“接收”了包括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煤⽓公司、英美烟⼚等在内的所有⼤型“敌性”企业，以及汇丰、麦加利、花旗等十五家英国和美国的银行。日本正金银行接收了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1942年3⽉27⽇，日军又对重要工业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小麦、面粉、煤炭等实⾏军事管制。对华商工业企业，日军则分别以“军管”、“委任经营”、“中⽇合办”、“租借”等方式加以霸占。更致命的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交战，海路断绝，上海的原料来源和工业产品销售⽴即陷⼊危机，工厂纷纷倒闭或停工。喧闹的上海，变得像日本女人⼀样，寂静无声。

大不列颠帝国永远不落的太阳，从东边沙逊⼤厦升起，到西边爱俪园落了下去。英国⾃鸦⽚战争以来近⼀个世纪在上海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和权势，全盘被日军以各种名义冻结或“接收”。英籍首富哈同的遗产半数被充公。爱俪园横遭洗劫，劫⾛财物3400万元。日军先后还关闭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危地马拉、希腊总领事馆及墨西哥公使馆，并软禁上述各国使领馆外交官，禁止使用无线电设备。向为英美势力操纵垄断的工部局、海关税务司和警察局相继落⼊日本人之⼿，成为清⼀⾊的日本人的独占机关。

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则被更名，如汇丰银⾏⼤楼被改为“兴亚⼤楼”，亚细亚⽕油公司⼤楼改为“善邻⼤楼”，字林西报⼤楼改为“⼤同⼤楼”，有利银⾏⼤楼改为“共荣⼤楼”等等。更名包含两重意思：⼀是去欧美化，用当时日方的说法，就是“抹除英美⾊”；二是呼应所谓“东亚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取代英美法等国侨民成为“上海最有特权的⼈”。矮⼦颠起了脚尖，而高个子，大⿐子弯下了⾝腰，这样的局势，上海⼈说，看能⽀撑多久！但是，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就此被⽡解了。

当时遭拘捕的外侨⼈数不少，单1942年11⽉5日⼀天内，日本人就逮捕了350名外国男性，其中包括243名英国⼈，65名美国⼈，20名荷兰⼈，以及数名希腊⼈、加拿⼤⼈和其他同盟国公民。英国⼈逃亡的逃亡，撤退的撤退，有的破产，有的坐牢。英国法国还是迟迟不宣战，不顾中国⼈的死活。国际条约成了⼀纸空⽂，国际法管不住侵略者。

蒋介⽯自己逃去内地，一心指望英美法救他。国民政府不抵抗日本侵略，反而忙着围剿共军，排除异⼰，搞暗杀，镇压国内的抗日运动。除了1931年6⽉22日在上海逮捕和杀害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领导⼈向忠发，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转⼊地下。1940年10⽉11⽇，戴笠收买的亲信又谋杀了上海市长傅筱庵，激起很⼤的公愤。⼀部份反对蒋介⽯的国民党官员投靠了日本。几位头⾯⼈物出来竞选上海市长，支持汪精卫的南京政府。

1942年5⽉31⽇，汪精卫邀集上海各界“闻⼈”，在跑马厅举⾏“扑灭英美侵略大会”，控诉并批判英美帝国主义在租界推⾏的“恶政”。他相信“亚洲是亚洲⼈的亚洲”。希望借助日本势⼒“反英兴亚”。比起当时蒋介⽯的政策，不难理解，上海租界上的上层社会有⼈会认为汪精卫更有希望出来保护上海人的权益。上海商会愿意出钱，取消租界特权，驱赶外国⼈，发展本土资本。日本⼈知道上海是谁的上海，也知道在上海不能得罪两种⼈，⼀种是租界上的人，另⼀种就是上海的帮派。为了占据上海，必须和他们合作，因此采取假“亲和”政策，并没有在租界上挨家挨户地查抄抢劫有钱⼈家。倒是国民党留下的警察，私闯民宅，敲诈勒索。

小时候阿妈给我说过，有⼀天周家出事了，门房突然来报，警察局的⼈来了，说是要搜查烟土。周纯卿说，周家从来不做鸦片生意，也没有⼈抽⼤烟，根本没有烟土。带头的警官蛮不讲理，命令⼀⼤队穿了警察制服的人马，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上下下，进来翻箱倒柜，找到了烟枪，但是没有找到烟土。他们就把周家的库房贴上了封条。这还了得！阿妈早就打电话去通报了叶府。我外祖⽗急忙赶到周家，⾝后跟来的是日本宪兵队的宪兵。

日本人⼀到，工部局的警察直打哆嗦，马上启封。⼀问，原来这个警察局的头目是新来上海的苏北佬，他看中周公馆的汽车和财富，小人得势，分外眼红。他听说周家收容难民，指使⼿下的小喽啰，冒充打工的茶房，混进周公馆。然后指使他的喽啰到警察局通报周家有⼈抽大烟，有烟土买卖。这样，他亲⾃上门，心⾥盘算，就是没有烟土，乱扣⼀个什么帽子，要启封至少也可以好好地敲周家⼀笔竹杠。

他不知道的是，那段时期，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就住在范园李家的房子里，叶府隔壁。日本方面本来要找工部局的差错，立即行动，派了⼀队日本宪兵，即刻赶到周公馆。工部局的警察见了日本人马上点头哈腰。那警察头子被日本宪兵当场狠狠地抽了两个巴掌，鲜血直流，跪地求饶。吓坏了周家所有的家⼈。日本⼈叫领队的把那两个告发的茶房找来对质。小喽啰只得指着那警官，说是他指使他们的。日本人拔出⼿枪，要当场毙了那两个喽啰。周纯卿苦苦哀求日本⼈，说周家的茶房，他⼀定让管家狠狠处罚他们，求宪兵绕了他们的性命。日本⼈绑了警察队的小头目，回宪兵队，和工部局算账去了。

这下我外祖母才知道，她“嫁⼊豪门”，受了这么多委屈，原来就是为了这⼀天。此后，她就不再和她丈夫争吵。1940年以后，我外祖父在外面娶了二房，生了三个儿子，我外祖母也不闻不问。周家的⼈从此对我外祖父敬畏三分。我外祖母在娘家的地位也举⾜轻重了。1945年，她⽗亲周纯卿去世以后，周家的遗产都由大女婿出⾯，请律师析产。如今的记载，周纯卿去世时，注册的财产也有4000多万银元。我外祖父请的律师是他的老朋友史良，上海滩有名的，维护女权的头号女律师，解放以后中华⼈民共和国⾸任司法部部长。结果，我外祖母虽已出嫁，与周家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子女，及堂上的夫⼈，均分遗产。我外祖父听从⽗母之命，结了这门亲，娶了他不爱的女人，原来也是为了这⼀天。在运用民国法律保护女权这⼀招上，我外祖父比宋子文还成功，成了真正的⾰命者。盛爱颐到⼿五十万，还是基于“未婚”；我外祖母已出嫁二十多年，到手至少五百万。

由于战时大批难民涌⼊租界，包括外地逃来的有钱⼈，租界上的地⽪房产不断飙升，周家的产业⾃然⽔涨船⾼。但是周纯卿没有忘了⽔夫⼈的遗⾔，在租界上不能帮着洋⼈欺负自己⼈。蒋介⽯撤离上海，一心希望日寇轰炸上海，他以为这样英美法就会出兵参战。可是狗日的不炸上海，知道国民党的空军基地在浙江，狂轰滥炸浙江地区，在那⾥烧杀掳掠，惨绝⼈寰。因此有许多被日寇炸得妻离⼦散，从浙江逃难过来的难民，都聚集在租界上。周家设法腾出许多民房，收容难民。国难当头，济世扶贫是应当的。本来每到冬天，老规矩总要做棉衣棉鞋，施粥化缘的。战时，周纯卿出资雇了许多女工，缝⾐做鞋，将军需物资送去⽀援抗战。1932年，全国各界抗⽇救国团体联合会成⽴⼤会就是在周家花园举⾏的。周家还接济不少商户和政界要⼈，稳住经济，安定人心。

周纯卿在南京路跑马厅附近是有许多地⽪和房产。传说1934年前后，⼤新公司的老板蔡某要买他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庆里那块地⽪，拆了民房造⾼楼⼤厦，开百货公司。先是出双倍的价钱，周纯卿不肯卖，后诱他⼊股，他也不肯，再后来出了天价，他还是不肯。当代史家误以为他不肯卖的原因是“为了他方便看跑马”。其实他在跑马厅周围的地⽪不⽌这⼀块，向他征地的也不止⼀个两个商⼈。他不肯出卖是真的。但是原因可不是为了方便他要看跑马。这是当代⼈的意识形态，“先让⼀部分⼈富起来”以后，还没有调整三观价值和公益精神，以为富⼈只顾自己的享受。

南京东路⻄藏路口大庆里

首先，⼤庆⾥是⼀⽚很⼤的地⽪，有多少民房！张静江都在⾥⾯住过。好多都是⽼租客，有的是市中⼼头⾯⼈物，住在里面几十年了，要是把⼤庆⾥卖了，这许多租客⽼百姓住哪⾥去？周纯卿没有忘了祖训，周家的传统是从洋⼈那⾥赚了钱，有了钱，打造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地上租地造屋，海纳百川，给各地来的自己⼈和老百姓在上海安家立业。周家的地⽪从来只造民房，不造⾼楼⼤厦、商场银⾏。何况战时⼈口急增，还要腾出房子接纳难民，弄堂房⼦栋栋都是“七十二家房客”，造房子的民工都没有像样的房⼦住，哪有地⽪去给⾹港⼈来发国难财，造百货公司，卖法国⼈的香水？姓蔡的要造⼤新公司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周家，是虞洽卿出面阻挠，声称该处建造大楼，将危及宁波同乡会⼤厦。虽经解释商量，虞洽卿仍执意不允，最后还上了法院。周家和虞洽卿倒是世交。周家花园后来就是卖给他的。

还有⼀个原因是，要周纯卿出卖跑马厅附近的地⽪，好⽐要他出卖⼀号汽车。二十世纪初，在自己的国土上，华⼈不得拥有英租界跑马厅附近的地皮。跑马厅内，除了清洁打扫的工⼈，也是“华⼈与狗，不得⼊内”的地⽅。⽽且英国⼈规定，周围的房⼦，面向跑马厅的一面不准开窗户。有⼀位名叫陶善钟的地产商喜欢贩马、养马、赛马。我小时候住在常熟路五原路,现在才知道，常熟路从前叫善钟路，就是以他命名的。1901年，在陶善钟的帮助下，由侨民⽩兰泰和陆⾆儒等⼈创办了泰利洋⾏，以“洋商”泰利洋⾏的名义，出⾯申请注册，并领取“道契”，然后再“过户”给自己。这种以“洋商”名义变相获取土地的⽅式又称“洋商挂名（挂号）道契”，在当时租界内的土地交易中十分普遍。

周家从上代周莲塘开始就这样买进了跑马厅附近的⼀些地⽪。他们住在⽼宅⽜庄路时就开始养马。周纯卿原是泰利洋⾏买办，近⽔楼台先得月，地⽪租给英国⼈赛马，从洋⼈⼿⾥每年能赚很多钱倒是真的。怎么肯卖？我出⽣的时候，我外祖母已经搬出了周公馆，她就住在“跑马厅公寓”，阳台上望得见⼈民公园。我在公园⾥的草坪上玩耍，她从窗口远远地望得见。我还记得，有⼀次我把沙滩⾥的沙⼦甩了另⼀个小孩⼀脸，掉进她的眼睛里了，她哭了，我妈把我打了⼀顿。那公寓是在原先跑马厅的西南角上，⼤庆⾥在东北⾓。可见周家在跑马厅附近的地⽪不⽌⼤庆⾥，要看赛马，不见得⼀定要去大庆里看吧？

我外祖⺟住在跑⻢厅公寓，1950年。

跑⻢厅成了⼈⺠公园。我⼀岁时在公园的草坪上，1953年。

跑马厅公寓我外祖母家，我一周岁生日，1953年。左起前排：潘文书、刘宜萱、周云玲、叶奕隽、作者、王贤芳、向祖德、“先姆妈”、陈公公。左起后排：刘宜萱的妹妹、周亦玲、黄招娣、向秉应、王新凤、向孟德。

周纯卿自己跑马，这是他的终⾝爱好。他除了在马场养了十几匹马之外，在⾃家花园⾥也养马。他经常夜里在花园⾥遛马。据周家三小姐周素琼的回忆，她爸爸先是给她买了⼀匹枣红⾊的小马，为之定做了小马鞍，小马⽪靴和小马鞭。每到夜间，她爸爸要遛马了，就叫上她⼀同去，⼀前⼀后，在⽉光下溜达，穿过小桥花径。等到她会骑小马了，又给她买了⼀匹⼤马，请了⼀个白俄骑师教她。她说那白俄骑师很严格。因为骑大马最要紧的是两腿要夹紧马肚，不然随时会摔下来。那位骑师每次都要让三小姐拿出⼀张二十元的钞票，让她夹在小腿和马肚中间，要是掉下来，就是他的了。三小姐总是夹不紧，输给骑师好多张钞票之后，她就觉得亏了。再说⼀天练下来，她的腿三天都抬不起来，她就再也不骑⼤马了。

程乃珊在她的著述⾥讲到过上海滩这样⼀则社会新闻：程谨轩的⼤孙⼥居然跟着自己的私⼈马术教练私奔了。当代想象认为这事很浪漫，说什么当时的骑师健美时尚，很得⼥性的青睐，相⽐那些只知躺在家⾥抽⼤烟，养姨太太的旧式纨绔⼦弟，对上海的⼥性来说，洋派的骑师“不啻是⼀道新时代的曙光”。周家的三小姐也不喜欢纨绔子弟，不过她幸亏不学骑马了，也没有那么浪漫，否则周家就完了。

周家的女儿不肯出嫁，嫁出去的也要回来，可能是因为家⾥的居住条件优越，⽇⼦太好过了。我外祖母当年是二十六岁出嫁的，已经晚了。她的这位三妹到了二十八岁还不肯出嫁，说是要陪她爸爸。不知有多少⼈来说媒，都给她回绝了。也许两个姐姐婚姻都不幸，她格外小心。她的个性就非常挑剔，相亲既要有学问，又要有品味。他爸也宠她。在家⾥，她是像王熙凤⼀样的当家⼈，任何事，她说了算，她比继母厉害。她要是不乐意，当⾯开销。下⼈做的事，她总是吹⽑求疵，非得做得⼗全⼗美不可。宁波⼈有句土话，叫她这样的女人是“疙瘩老农”。裁缝替她做⾐服，她试穿时要改了又改，不知要改多少遍。谁都见了她头疼。还好家⼈中，她和我外祖母最亲，也许早就没了亲母，长姐为尊，是她的后台。我妈和我五姨都叫她“好伯”，上海话发⾳⼀如“好爸”。其他⼈都见她畏惧三分。

1943年，她在她的闺蜜周式莹家看中了⼀位白面书⽣，名叫盛康年。此⼈风度翩翩，个头挺⾼，说起话来⽂雅⽽幽默，极富感染⼒，第⼀⾯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式莹是扬州⼤盐商周扶九的曾孙女儿，她的丈夫是颜料商邱家的后代，住在威海路上邱家花园，后来⽴民中学的校址。她姐姐周式如是中国实业银⾏刘晦之的媳妇，业主在附近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家⾥常有堂会。她经常去听戏。周式莹给他介绍说，盛康年是她丈夫的好朋友，⼤世界对⾯红棉酒家的小开，因为邱先⽣正在⾹港做⽣意，非常忙，不能常回上海，要她带着两个孩⼦也去⾹港，就请这位盛先⽣陪同他们⼀起去⾹港。

周素琼⼀听，觉得这⼈品行不错，对朋友如此尽⼼尽意，热⼼帮忙，必有仁义之心，对他产生了好感。她和她的闺蜜说，她也想去⾹港玩玩，能不能⼀起去。她和周式如最早是在去普陀⼭进⾹时船上认识的，经常⼀起出门。她回家和她⽗亲商量，周纯卿⼀口答应。⽇本⼈逼着他出⾯维持商会。当时上海总商会会员年交会费需三百两银⼦以上，都是巨商加⼊的组织。上海总商会议事开会，周纯卿有固定座位，坐第十位。日本人帮过他的忙，岂肯放过他？他再聪明，碰到凶残狠毒的日本人他也没辙。他⼀筹莫展，在家⾥急得头头转，口口声声念叨“咋急刹！咋急刹！”宁波话：“怎么办？怎么办？”开始时他托病，对着⽇本⼈装疯卖傻，到后来真的有点神经不正常了。阿婆说，就是聪明的⼈才会得精神病。

吴阿文，我妈从小的阿妈在淮海中路1298号，1974年。1959年，我外祖母为她举行生日宴会时告全家从此不再叫她“妈妈”，改称“阿婆”。

他亲口告诉阿婆，他的精神压力除了日本⼈，还有他⼤哥周湘云，因为⼤哥⽼是要吞并他的财产。他被逼得紧了，更愁偌⼤家产，后继⽆⼈。家⾥虽有两个儿子，还不到二十岁，既不会做⽣意，也不喜欢读书。大女婿不会做生意，不会赚钱，还时不时要周家的钱。眼下就只有这位“三公⼦”是他的希望，但是毕竟是个⼥的。她要是看中了谁，想来不会没有本事吧。于是他马上答应去⾹港，亲⾃出马，还带了大儿子德霖和三小姐的⼀位家庭教师守护女儿，四个⼈⼀起去⾹港。在⾹港期间，他们的起居和活动都是盛康年安排的，周素琼玩得很开⼼，也达到了她的⽬的。盛康年和她成了好朋友，渐渐又从朋友发展成恋⼈了。

周纯卿虽然觉得盛康年⼈还不错，⼀时却没有答应这门亲事。他回上海以后派⼈打听了盛家的家世，认为门第毕竟太悬殊了。他对阿妈说，盛家的住宅太⼩，哪⾥能和周家比。三⼩姐过门以后难道住他家淮海坊的弄堂房子不成？也就是说，起码要有花园洋房才是。上海滩住花园洋房的富家⼦弟有的是，多的是。他怕委屈了⼥⼉。但是三⼩姐⼀定要⾃⼰选她看得中的女婿，她并不想“嫁⼊豪门”，步她⼤姐和⼆姐的后尘。但是她也不是⼀个浪漫的个⼈主义者。她知道她⼤姐做出的牺牲，她也理解⽗亲的⼼事和困境。时局不稳，她心⾥明⽩，为了解救⽗亲日夜唠叨的“咋急刹！咋急刹！”（怎么办？），她必须嫁⼀个⾄少像他⼤姐夫那样，能够保护周家偌⼤家产的⼈。中国的传统⽂化，这是做⼥⼉的责任。

⼈她倒是没有看错。盛康年学识渊博，胆⼤心细，讲起话来热情洋溢，充满家国之情，与上海滩⼀般的公子哥⼉迥然不同。后来她才知道，他⽗亲盛丕华是上海⼯商界活跃的左派政治家。为了联络上海工商界人士，他组织并领导社会团体，早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盛康年早在二十岁的时候（1933年）就曾在静安别墅内他⽗亲办的的“中社”接待过中共地下党人士。为了安全，还特地请他的好朋友胡实声为之望风。中社是盛丕华与李孤帆、俞寰澄等⼯商界的知识份子和⽂化界的有志之⼠⼀起组织的“中产阶级”团体，因此取名“中社”。中社有专门的会所，经常组织学术讲座、旅游、参观以及公益等各项活动。并出版社刊《新社会》半⽉刊。《新社会》半⽉刊和中社的讲座，都以反对⽇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不抵抗政策为主要内容。从那时起，盛康年就开始了进步的⽂化活动，主编《新社会》半⽉刊，批评时政，宣传抗⽇。

他还与宋庆龄、何⾹凝、马相伯等著名民主人士⼀起签名，发起成⽴中国民族武装⾃卫委员会。他化名盛仲悟，到学⽣和工人夜校中发展“武卫会”会员，组织学⽣读书会，演进步话剧。他相信马克思主义。1935年夏天，盛康年深⼊到⼯⼈中间，在南市⼀个女工夜校教课。他热情地指导女工学⽣写稿，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启发⼥⼯们的思想觉悟，还帮助女工创作上海⽅⾔话剧，宣传抗日。在频繁的社会活动中，他练就了善联络，善交际的本领，与⼈交流中，让⼈感受到⼀种亲和力。

盛家也是宁波⼈。开在⼤世界对⾯的红棉酒家也是在英租界，就在跑马厅的东边。“红楼”原先是宁波商⼈为谈⽣意⽽聚餐的地⽅，后逐渐成为议论时局的集会场所。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各界爱国人士，民主运动的重要⼈物，如沈均儒、张澜、罗隆基、郑振铎等都到过。郭沫若曾对盛丕华说过，他到了红棉才真正闻到民主的空⽓。“红楼”为了掩护共产党，把三楼让出来，作为地下进步活动的固定场所。⼀旦紧急情况，他们就以聚餐或娱乐作为掩护。抗战期间，盛康年公开的⾝份是开美科药厂的副经理，而实际上与该⼚的经理谢曜⼀起组织“新⼈舍”，暗中继续开展进步活动。盛康年的药厂也经常运送药品去内地⽀援抗日。当时从上海运去后⽅的药品是⾮常珍贵的。

周素琼从盛康年那⾥第⼀次听说了关于共产党的事情，接受了新思想。盛康年告诉她：上海的历史证明，什么《九国公约》，淞沪停战协议，四明公所⼀系列事件都是靠英法列强调停中国国⼟上的问题，调停了都不作数，国际和约签了又推翻了卷⼟重来。要想依靠美国或国际联盟出来帮助反对日本,只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办法罢了! 中国⼈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 国⼈必须武装自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民党靠了⼏个美国夫⼈和美国留学生，拿了美国⼈的钱不打日本人，躲进重庆山里去了。他们只顾自己保命，根本不顾上海的百姓，不得⼈⼼，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共产党是真正在领导⼈民抗日，是中国的希望。⾃古以来，得⼈⼼者得天下。

周素琼不是没有头脑的小女子，会轻易相信⼀个男⼈的甜⾔蜜语。她只是认为他说得不错，有道理,才相信他。其实在抵御外敌，反对帝国主义，赶⾛⽇本侵略者，民族独立自主，济世扶贫，从道义上说，与周家的道德观，立场和利益都是⼀致的。周家⼀向看重民族节⽓，也不想受洋⼈的⽓，听小日本的指挥，回到传统的男尊⼥卑，封建专制的制度中去。渐渐地，她认识到盛康年主张抗⽇救国，民主建国的思想是正义的。宁波⼈的正义感和道义感⽐较强。他们在上海不是见钱眼开，有奶便是娘，唯利是图，不顾道义的。当然这不是⼀概⽽论，也许和不同的⽣产⽅式有关，搞实业的，造房⼦的和搞⾦融的，开银⾏或开青楼的⼈思维⽅式不⼀样。周素琼渐渐接受了盛康年的思想。后来盛康年和她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她甚⾄能接受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思想。回家关照帐房不要为难租客，自己对下⼈也客⽓多了。她⽀持他的理想，相信盛康年的将来，认准他是有前途的。

盛康年是天之骄⼦，能⼒很强，才貌出众。家⾥特别宠他，从⼩六个姐妹包围着他，养成了十足的少爷脾⽓。上班不准时准点，对政治活动却很认真。他和周素琼有⼀个共同之处，就是两⼈都是完美主义者，凡事吹⽑求疵，要求很⾼。别⼈替他做媒，这位红棉小开提出过“三条”：“要么找个最漂亮的，要么找个最有学问的，要么找个最有钱的”。他知道，周素琼该是上海豪门望族未出嫁的小姐之中最有钱的，虽然不漂亮也没有学问，他也爱上她了。两⼈只差⼀岁，已经交了两年朋友，都已经三十出头了。他⽗亲催着他成亲，倒不是为了抱孙⼦，而是“⼯作需要”。

抗战结束以后，他的工作是统战，争取上海的工商界⽀持共产党，同时协助地下组织领导⼈潘汉年的统战⼯作，传递情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联络头⾯⼈物，来往于上海和⾹港之间。党组织认为，上海的⼯商界并不是很好接近的，太左的“⼟⼋路”可能打不进这个圈⼦，完全跟他们谈不拢，所以盛家⽗⼦这样的中产阶级民主⼈⼠最适合，他们本⾝就在⼯商界有影响。这位“红棉⼩开”有了“⼀号汽车周家”的招牌掩护，开展⼯作就顺利多了。

1945年，周纯卿刚去世，周素琼就和盛康年结婚，实现了婚姻⾃主的愿望。他们在衡⼭路国际礼拜堂举⾏了简单的西式婚礼。没有⽤⼀号汽车出嫁。没有1925年周家⼤小姐出嫁时那样的排场和豪华。盛康年的⾝份需要隐蔽，他不便在公开场合张扬，引⼈注⽬。周素琼向来也很谨慎，周家从来就怕树⼤招风，也就因陋就简了。我妈告诉我，婚礼进⾏到⼀半，突然教堂⾥的电灯全暗了，警报四起。周家⼈本来不喜欢去教堂，蜡烛都是白的，回去以后，都觉得这门婚事不吉利。好在“三公⼦”总算出嫁了，⼤家都松了⼀口⽓。

1940年代，周素琼和盛康年新婚时。

新郎新娘开始时住在淮海中路兴国路口的⼀栋公寓⾥，后来盛康年觉得沿街的电车声⾳太吵，果然让周素琼搬到他老家淮海坊去住。我还记得，他们家是淮海坊56号。⼀栋三层的红砖新式⾥弄房⼦。我十一岁那年，想来应该是1962年，我去⽆锡玩了回来，带了许多泥塑雕像，是无锡的特产。我外祖母差我去探望她的妹夫。那时候盛康年病了，在家休养。他在客厅⾥坐在⼀个躺椅⾥，喝着闷酒。我给她送去的是⼀个淡蓝⾊的半裸体的希腊⼥神雕像，还有我外祖母给他的他喜欢吃的臭乳腐，臭冬⽠，都是宁波菜。等我从包⾥拿出来，不料在路上臭汁泼翻了，淋了那美女雕像⼀⾝臭⽔。他还是很喜欢，放在他躺椅旁边的茶⼏上。后来周素琼回来了，给我外祖母打电话，说这“小娘”（宁波话⼥孩⼦）好⼤胆，给姨公送个“裸体”⼥雕。她见了哭笑不得。

我去的时候她不在家，⾝边陪着盛康年的是他的三姐。此⼈终⾝不嫁，伺候兄弟。在她弟弟和弟媳中间，难免成了感情上的障碍。周素琼和她的关系不是很好。我记得平时周家家庭聚会，盛康年来了老爱数落他的太太这不是，那不是的，不是说她爱出风头，就是说他老是不在家。周家⼈也习惯了他的唠叨。有时候只有姜家婆婆出来袒护她的妹妹，还敬他⼏句。说起来，她俩算是姐妹中“同母”的。

解放以后，周素琼社交很广，因此经常出外。她串起门来，有时⼀天要⾛好几家。她不喜欢呆在家⾥可能也有原因。这位心高气傲的“三公子”唯有大姐是她可以诉苦的⼈。有⼀次，还是1950年代，她在家⾥不愉快了，拎了⼀个大草包，跑来睡在我外祖母的脚边。我外祖母为了她妹妹，平时有心好待她的妹夫，对他很客⽓。盛康年也领情，周家⼈中，他和我外祖母关系最好。

最不可思议的是，1964年我外祖母去世时，他来送终。当尸体从楼梯口抬出去的时候，⼤家都听见他跟在后⾯哭道，“⼤姐啊，你⾛了，我也要走，还是⾛的好，怎么不让我跟你⼀起⾛啊？”还拉着给我外祖母穿寿⾐的⼀位⽼佣⼈文宝阿姨不放⼿，要她答应，他⾛的时候去给他穿寿⾐。邻居都问，这个男⼈是谁啊？哭得那么伤⼼？想不到，时隔不久，第二年他真的跟着⾛了！周家的⼈都怪三小姐没有管住她男⼈的嘴。其实，他是心里不痛快，在发泄他的痛苦。

当时像他⼀样嚎啕⼤哭，发泄⼼中的苦闷，⽣不如死的无独有偶。另⼀位是我外祖母的弟弟，周纯卿的大儿子周德霖。他的⼤美⼈进门以后，⼀起进来的丈母娘对前妻的三个⼩孩不是很好，闹得家庭生活不很愉快。他日子不是很好过，早就不想活了，几次⾃尽，被救活了，后来在文革期间最后⼀次终于如愿离开⼈世了。那天他也哭得很伤⼼。所以邻居们问我，怎么你家出丧，男人比女人哭得还伤⼼？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的悲剧发⽣在上海解放以后，此乃后话。（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林涧（Jennie Wang）是当代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批评家，美国文学教授。学贯中西，通古博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