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家谱选「满族家谱研究最新著作真正充分发挥资治存史教化作用」

佛满洲家谱精选（三卷本） 吕萍 总主编 699.00元

一、记载满族历史源流及世系

家谱分为谱单和谱书两种形制，将世系等内容以树枝状态记载于纸单是为谱单；将世系等内容书写于书是为谱书；统称之为家谱。详细区分：一户之谱为之家谱，一支之谱为之宗谱，全族之谱为之族谱。

用于记载家族源流世系是家谱最基本的功能价值，家谱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家族世系血脉传承、嫡庶亲疏伦理的证明，因而中国封建统治者极其重视并提倡修纂家谱。“隋代以前的许多统治者据谱牒、按姓氏族第选官任吏。唐代以后，重科考，以诗赋文章取仕，虽重视门阀制度有所改变，但统治者仍凭据家谱以定宗族三代是否清白。在宗法制度的社会里，定昭穆，别嫡庶，分长幼，直接关系到人的社会分工、政治地位和财产继承，家谱则是重要的凭证。”

[3]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稽阅家谱，倡导修纂，其例不鲜。宋淳熙十五年左丞相周必太序《陈氏家谱》说：开贞观之治的李世民，曾下旨“奏天下谱牒，退新门，进旧望。左膏梁，右寒微，合一百九十三姓，三千六百一家。”明初，皇帝朱元璋为了“尊祖敬宗，昭穆不乱，使后代子孙知其木有本、水有源”，也曾下旨修纂《朱氏家谱》。皇帝的首倡，各王公贵族大姓自然积极响应，热烈相随。

满族家谱产生缘由既有中国史的共同性也有满族历史的特殊性。满族家谱源起于“结绳记事”，“结绳记事”是在创制文字之前的人们记事的一种手段和一种方式。满族的先人从何时开始“结绳记事”没有文字记载，不得而知。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制老满文之前，女真人就已有“结绳记事”了，满族家庭中世代祖传的“子孙绳”即是其一。子孙绳俗称“索绳”，据《索绰罗氏宗谱书》载，“索绳长三丈二尺或二丈八尺”，索绳上“拴五色绸条”，一个绸条或布条代表生育一口人，男性是红布条，女性用其他彩色布条。有的生男拴小弓箭，生女拴嘎拉哈，有的一宗支人拴一嘟噜布条，一支支往下拴，一嘟噜是一代人，这就是“结绳记事”，记的是一个氏族人口繁衍、宗支分蘗的历史。

满族有文字的谱书自努尔哈赤时期的《满文老档》开始。老满文创制后，努尔哈赤命令将他的政治、军事、生产、生活、外交等一切事务记载档子里，集成为《满文老档》，这就是满族谱书修纂的开山鼻祖之作。清入关后，即沿袭明制于顺治九年（1883）设置了宗人府，掌皇族属籍，纂修皇族谱系的《玉牒》。在有清一代，八旗满洲尤其贵族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门第观念日益受到重视。康熙《圣谕》16条，其中第2条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雍正则在《圣谕广训》中要求“修族谱以联疏远。”雍正五年，管理旗务大臣等奏准：“凡系世职官员，令其预先缮造家谱，存贮都统衙门；其后若有应行增入者，令于岁底俱保增入”，经八旗都统核实，上奏皇帝批准，官员才可袭职，谱书成为袭职的凭证，北京、辽宁等地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八旗佐领承袭缘由谱》，就是为袭职而抄录的家谱世系。

清太祖举兵崛起辽左后，将其属下女真人编为牛录军政组织，仍然沿袭爱新觉罗家族统治，所有被征服或归附的女真人皆被编隶于牛录组织之中，其军政首领就是牛录（清入关后改称佐领，正四品武职銜）。清代把佐领分为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公中佐领，勋旧佐领是勋旧功臣带家奴仆人或因有功赏予的奴仆被编为勋旧佐领，其佐领之职子孙可以世袭；将所属之人带来归附编为佐领的，令其酋任佐领管理，沿任数世，遂为世管佐领，其子孙也可以世袭佐领之职；公中佐领不得世袭。勋旧佐领和世管佐领其子孙世袭，强调了氏族关系的重要性，而世袭佐领时，必呈家谱作为首要凭证，因而也促成八旗满洲人的修谱热。

满族谱书集大成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问世，更推动了八旗满洲各氏族的修谱热情。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可是作为宗法“血脉文献”的家谱编修之风却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满洲各氏族的修谱热忱，一是受到了汉族文化强烈影响，吸收了汉族的谱牒文化，二是八旗人全国各地驻防人口分散需要收族，三是官职承袭必具家谱核实凭证，四是皇帝与清政府的提倡，五是满洲入关后各氏族对其始祖及先世功名人物的缅怀追念，六是婚姻联谊重内亲的需要，等等因由，促使清代修谱岀现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康雍乾三朝，岀现了“盛世修谱”热，尤其在乾隆朝，国家安定，经济繁荣，人民乐业，岀现修谱热潮理所自然。第二次是在嘉庆年间，国内战乱已基本平定，满洲各氏族祈盼大清中兴而掀起修谱热潮。第三次是清代晚期，尤其光绪年间，满族编修家谱进入又一个繁盛时期。此阶段八旗人口大量增长，而八旗制度管理却由于清政府摇摇欲坠而日益松驰，八旗人丁流落各处，旗档记载不全，或旗档完全散轶，满族人已经不能依靠清政府旗档登记造册记载世系，所以，往日依靠八旗官府的满族人只有各家各族自行编修家谱，以免本家族世系源流失传。另有，面对清王朝衰亡，满族怀旧的民族心态和民族意识发挥作用，也增加了修纂家谱的动因。目前，除乾隆时期告俊的官修满族家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存世之外，绝大多数现存的满族民间家谱皆为清光绪年间续修或初修。由于这时期的印刷业在民间逐渐普及，为满族谱书修纂印刷提供条件，使满族谱书修编盛行。一些满洲大姓豪族或参照原有谱单、官府旗档抄录后，按照谱书体例加以完善，编撰成为谱书；或者聚集族众，遍访先人古迹，查询支脉，初立新谱；或者将原修谱书再版刊印，广发族众收藏。这些满族谱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详实，记载该姓氏历史源流清楚。本书所收录的满族家谱诸如《索绰罗氏宗谱书》（岫岩）、《洪氏宗谱》（岫岩）、《福陵觉尔察氏谱书》（新宾）、《那氏宗谱》（清原）、《永陵喜塔腊氏谱书》（新宾）、《赫舍里王氏族谱全书》（抚顺）、《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廂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长春）、《讷音富察氏增修支谱》及《富察增修支谱溯源记》（宁安市）等等，有数百部之多，可以说是谱书精品，是清史及满族源流研究的重要民间资料。这几部谱书同其它所有满族谱书一样都无一例外的追述姓氏起源以及清入关后驻防迁移地址，其中追述清入关后一家一姓的满族驻防迁移地址，对研究清代满族分布的来源以及地方区域性的人口民族结构提供了详实参考资料。例如《马氏宗谱》记载：“原为盛京满洲镶黄旗人，顺治元年（1644）由盛京迁居蒲辉，继而移至和气堡，最终迁居乌拉街，‘加入打牲乌拉採珠镶黄旗档案’。嗣因征兵岀征，拨入乌拉驻防协领管下镶黄旗。《打魚楼屯谱书》记载：“‘自前明时，即与我太祖皇上同居于长白山北分水岭西，旋又迁居于挥发川内呼兰哈达山下。”后金建都盛京后，该伊尔根觉罗氏“始祖安公兄弟三人随征，西迁居于沈阳南依吉福屯’。清入关后，顺治二年（1645）设打牲乌拉，安定满洲，本氏长始祖遂北迁‘至于斯焉’。其‘二弟随龙进京，三弟安于沈阳，此我始祖三位之所由来。’居于打魚楼的长始祖赵安耐，生二世兄弟三人，其长子占据关屯，仲子占据打魚楼屯，季子占据石家屯，由此分为三大支。此后，三支人所当之差屡有变动，于此‘迄今二百余年以来，流传十二辈矣。’

除上述谱书外，还有大量谱单在民国以后出现。因为，民国时期八旗制度解体，因谋生需要，许多满族后裔大批从原八旗驻防居住徙迁各地，各氏族宗支有条件的续修重修增补谱书，而那些小门小户为了不忘先祖，年节供祭，也只好从原族谱上抄录续接简单的支系谱单或三代宗亲以代之。因此，许多满族人后裔大多都有世系谱，也就是谱单。谱单有大有小、有繁有简、有早有近。例如乌苏氏族谱，目前所能见到保存的共有5份，其中之一新宾乌苏氏（汉姓为穆氏）族谱，修于嘉庆十八年（1813），长7·8米，宽1·3米，这是该族最早修撰的族谱，而清晚期到民国以来所标世系，皆为新宾本地世系；其中之二迁徙到辽阳灯塔的乌苏氏（汉姓为吴氏）谱单长13·5米，宽1·36米，嘉庆十八年以前所记世系皆抄录新宾族谱，此后仅记驻防辽阳灯塔一支；以上两谱单皆为满汉文合璧谱。其它3份乌苏氏谱单皆为从清晚期以后抄录续增本支人口世系，没有其它任何文字标注。但这种谱单与总族谱或谱书合并之后，将满族各姓氏人口繁衍、迁徙分布等状况勾勒出完整框架，具有一定资料价值。另外，从人口优生优育角度看，谱书的主要内容是世系谱图，记自一世至修谱之时各世的人口繁衍，目的是为避免同姓婚姻，“其种不繁”，因此，可作为人口基因遗传、先天疾病预防等问题的现实资料依据。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4家谱即“一家之史”，是关于某一家庭、家族的历史书籍。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这是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三大要素。国史难以巨细无遗，而家史则可细致入微，正可补国史、方志之不足。所以谓之“补”，即是将一家一族的源流世系详叙，尤其是对地方有影响力的势家豪族阐述其来源根脉，更为必要。因此，满族家谱是研究满族历史源流及世系的必备民间参考资料。

二、记载满族定姓命名的起源

姓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保持满族姓氏，不与汉姓同化，是传承这一族群的基因血统。所以，清代将其与“国语骑射”并列视为“满洲旧习”，确保不能丢失。乾隆皇帝就八旗改汉姓问题曾严厉指出：“八旗满洲、蒙古皆各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 沿汉习者。即如牛呼鲁氏，或妄称为度君子之郞姓。即使指上一字为称，亦当曰‘牛’，岂可直称为‘郞’，同于汉姓乎？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行整饬，因循日久，必致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

5在防止满族丢失本民族姓氏的危机感促动下，乾隆皇帝承接其父雍正皇帝未竟事业，完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编修。该书以姓氏为线索，记载了满洲姓氏679个，将每一个满洲姓氏的来源和祖居地一一介绍清楚。乾隆皇帝以此来警示满族人，不能忘记本姓，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与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完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同时，还完成《满洲源流考》的编修，将满族源流追溯至肃慎。

乾隆所完成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只是对当时已经形成的满族姓氏起源都一一做了说明，或有因官为姓氏者、或有因居住地为姓氏者等等，起到了对满族姓氏辨源流，清本源的作用。但遗憾有二：一是没能遍及满族姓氏，没能涵盖从原有的满族旧姓中分化出来的满族子姓氏；二是乾隆朝以后，尤其是清晚期至民国，满族姓氏发生巨变，越接近近代，满族几乎全部改为汉姓，这些汉姓对应的满族旧姓是什么？姓氏源流起源于何姓？只有民间所修纂的满族家谱起到印证作用。以本书所收录的满族家谱姓氏变化为例：《沙济富察氏宗谱》与《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廂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现今的汉字姓为“富”和“关”，《辉发沙克达氏家谱》的现今汉字姓为“沙”《马氏宗谱》原满族姓为马希哈拉，冠汉字“马”为姓。这些姓都是取满族姓的第一个字母音译而成，比较容易清楚。但有许多满族姓氏所取的汉字姓如果没有家谱说明，就不容易说清楚。例如，本书收录的《赫舍里氏康族世谱》，该赫舍里氏的汉字姓依据谱书上记载的世系追溯，就有“张”、“康”、“赫”三个姓氏，《索绰罗氏谱书》冠汉字“曹”、“索”为姓，《依尔根觉罗氏家谱》冠汉字姓为“赵”，《永陵喜塔腊氏谱书》冠汉字姓为“图”。如若没有家谱为印证，这些满族所冠汉字姓就无法识别。

而满族谱书大多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皆将本氏族定姓因由记入家谱之中，或写在序中，或专题说明，为我们今日掌握及了解满族姓氏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以上所谈本书收录的满族家谱汉字姓氏的变化，其实代表了满族姓氏变化的普遍现象。例如，众所熟知的爱新觉罗氏，其所冠汉字姓竟达20余个，多以满语汉意、以父祖名首音汉字、以官定姓、谐音定姓、原姓不变等方式命定汉字姓。另如乌苏氏，居住新宾的分别如爱新觉罗氏冠汉字姓方式冠姓为穆、吴、柏、黄、邵、包，居辽阳的除穆姓外，还有代姓等等。取销原满洲多音复字老姓，冠以汉字单字姓，这是清晚期的普遍现象，甚至满族谱书中明确记载满语姓与名，傍注汉字姓与名，这就为研究满族定姓命名提供了最好的民间史料。

满洲旗人自金、明以来皆称名不称姓，清代中后期才姓与名联称，这在满族谱书载记的历世历代人名上，皆有清晰记录。其人名无论命名方式、命名规律、命名习俗，自明至清数百年，都有着明显的随意性，但研究起来还是有规律可循。明初有王山赤下、沈时里哈、童尼求里、猛哥帖木儿、孟特穆之类人名，而至明代晚期则出现了努尔哈齐、舒尔哈齐、穆尔哈齐、雅尔哈齐这样有规范的人名，到清代前期，命名就有点汉俗名的味道了。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十二世六格之六子名富昌、富得、永禄、福礼、五福、鲁库，六人有四人是汉俗名。

满族家谱对满族旧姓的记载，不仅使我们掌握和了解满族姓氏向汉字姓的变化情况，还可以搞清楚姓氏的支系脉络。例如清永陵在东红墙外葬有一坟，查遍史籍，不知为谁。但本书收录的《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却有准确记载。其七世班布理因谏阻太祖被马尔墩人诱杀救了太祖一命，太祖在修筑赫图阿拉城时，凡臂能擎鹰的人皆分派修城，而免除班布理一家的劳役。班布理因“闲逸”而请求守护太祖祖陵，死后允葬陵内。又《满洲实录》等记载，太祖之祖“六王”时期，女真社会正处于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强凌弱，众暴寡，甚且骨肉相残。

[4]该谱记载，觉尔察氏本爱新觉罗氏，与太祖同祖异宗，其长伯祖德世库之五世孙加虎并其七子与硕色纳并其九子皆强悍，欺凌诸部，终被太祖之祖觉昌安与其长子礼敦所灭，谱记加虎七子“七位祖绝嗣”，

[5]觉昌安自“骨肉相残”灭了强悍的加虎父子及硕色纳父子之后，才“尽收五岭东，苏苏河西二百里地方之内诸部，并有其地，由此遂盛”。

[6]但为什么改姓觉尔察了呢？根据《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记载，觉尔察氏某祖因一诸申惹怒，持刀追杀至太祖院内，被太祖隐匿，讨要不予，怒砍廊柱。次日，太祖召开家族会议，讨论处置办法，太祖说，“理应从重惩办，仍姑念同宗之情”， 以其居山寨名而降为陈满洲觉尔察氏。

三、记载满族社会生活叙事

满族谱书的重要资料价值除记载源流与世系外，通过序言、家规、人物传记、祭祀规矩等内容记载或反映了该家族及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变迁的历史叙事，生动展现出一个地方、一个满族家族的风土人情画卷，林林种种，曲折婉转。就我们本书所收录的满族家谱而言主要有如下方面：

书写满族艰苦卓绝的开拓经历。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统一女真各部，打胜萨尔浒之战，进军辽沈，整个一部满族崛起的英雄史，在官方的史籍文献中的记载，往往从宏观着笔，勾勒事件框架，难以细致入微，更遑论士兵士气等彰显精神的叙事描述，但满族家谱却有详实记载，使今人一窥内情。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清太祖努尔哈赤修筑后金首府赫图阿拉城，在当时建州女真经济贫困、人力财力匮乏、内外矛矛重重、敌对势力夹击形势下，那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庞大的土木城池工程是怎样完成的？各种《老档》仅只几笔代过，难解详情。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记载，“救驾有功”者班布理，在修筑赫图阿拉城安排人力、布置分担任务时说：“太祖皇帝家法，驾鹰站立起来者，从虎栏哈达山下，即烟筒山山下赫图阿拉地，即旧老城地方迁移兴京筑城（赫图阿拉城），把人一概算者修城，班布理户中别算。”一个鹰也只500克多重，十岁小孩即可独臂擎鹰站立，按此标准，凡少年男性必去筑城，可见筑城之艰难，“家法”之严厉，即使是班布里的家族也难免。

辽东地区由于清初八旗大军入关，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原始林海莽莽，杂草丛生。而今天已经成为青山绿水农林牧全面发展的新农村。这与满族八旗从京师回派辽东驻防，开垦戍边，有直接联系。康熙年间，有鉴于辽宁之地空虚，先后三批从京城派兵回驻，前两批基本安排在盛京（包括今日沈阳、铁岭、抚顺等地区）一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派遣八旗数量较大，皆安排在辽东地方，主要为岫岩、凤城（包括今日本溪）等地，乾隆年间又陆续向辽宁包括辽东地区派遣八旗驻防。因而，现今保存的满族家谱对八旗回驻辽宁后，对辽东土地开发情境有鲜活的记载。本书收录的满族家谱几乎都对此类内容有涉及，比如，《那氏宗谱》、《索绰罗氏谱书》、《白氏源流族谱》、《洪氏谱书》等，都明确记载回辽东驻防的满族八旗以开垦土地为生，其中最生动者为《洪氏谱书》。该谱书记载洪氏迁来辽东岫岩时，“彼时田尚未辟，山林蓊翳，禽兽犹繁”，经过洪氏开拓“田亦渐次开垦，乃讲农功”，由此发展繁衍。洪氏依靠双手创造了自己家园，经过二百多年，到民国时期，洪氏已经繁衍成以岫岩为中心广布于各地的大姓家族。洪氏也由原来“读书者颇少”变成为当地熟读诗书有名望的满族大家族。

记载满族八旗人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情況。满族家谱不仅是记世次、别亲疏，当官承袭世职的凭证，也是继承家族财产的根据。因之，有许多满族人家都将土地田产的数量和管理办法记诸于家谱之中，作为家谱的主要内容，与世系一样一代一代传承。例如，《洪氏谱书》中有《规则十一条》，即将氏族公产、义田、义仓、祭田、学田、义熟等条条列岀，规定管理办法，甚至报呈县长存案监督。再如正黄旗满洲《凌云堂白氏事宜录》，即对清代家族房地田林财产的岀售购入和租赁典当等有较详细的记载，甚至对丧葬礼仪婚娶嫁女的金钱使用定例都有详细规定。《马氏谱书》其中的家规十条中，对此也有类似的记载。《依尔根觉罗氏家谱》记有祭田、茔墓图（附坟墓位置图）等等。家谱的家规不仅仅局限于对田产的管理，而且还对治理和环境保护提出规则，《洪氏谱书》中，在开荒垦田，维护生态环境上总结了一定的生产经验，将其落实为家规，记载关于山林种植与经管、学堂的创办与管理；《凌云堂白氏事宜录》中有关治理洪灾、沙地的办法措施等等。我们可以注意到，凡有这方面记载的家谱皆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派回辽吉驻防，“跑马圈地”的普通满族八旗人家。原本这些土地是用来顶替旗人当兵的俸禄，产权归清朝国家所有。但历经年久，百余年之后，尽管产权未变，但管理与分配已经与民田别无二致了。更由于天下承平，战事不多，辽吉两地满族八旗被抽丁的人员日益减少，比例极低，使得亦兵亦农的八旗兵与依靠种田为生的民户几无区别。因而，家谱该记载对研究淸代满族旗人的经济状况和生产生活，提供了正史所不载的微观资料。

反映满族社会的道德风尚及民风民俗。一部家族谱书，记录的是一个家族的氏族源流、历史沿革、世系繁衍、人口变迁、居地迁徙、婚丧嫁娶、族规家训、族产管理、文化遗存、人物事迹、科举功名等等。这些內容一一真实地反映家族历史面貌、时代棈神和社会风尚，蕴藏了一个家族丰富的有关宗法思想、家族制度、生产生活、人口问题、人物传记、科学教育、地方史志等鲜活资料，是研究一个地方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巨大资料宝厍，具有史和志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因而俗语说，“我辈今世不修谱，三代之后知尔谁？”。满族谱书，吸收和借鉴了汉族谱书颁布家规族法的功能与作用特点，将原来仅仅续世系，述源流的形式增加了家训的内容，清后期所修纂的满族谱书该特点尤为显著。满族谱书将族规家训作为首列的重要内容，尽管形式各异，繁简自由，宽严不同，但大抵都是忠国家、孝父母、敬师长、睦宗族、隆孝养、和乡邻、敦礼义、谋生理、勤职业、笃耕耘、课诵读、端教诲、正婚姻、慎交游、急徭税、守本分、效忍耐、尚节俭、从宽恕、息争讼、洁盗贼、杜奸淫、戒赌博、防伪诈、重友谊、谨言行等等。例如本书收录的《索绰罗氏谱书》，其中记载的满汉文合璧家训，是至今仅见的内容完整的满文家训，其内容为《十亲》《十用》《十勿》《十戒》，从家庭伦理、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全方位的道德规范。《依尔根觉罗氏家谱》专门设有家训篇，内容与上述基本相同。

满族谱书除上述道德规范性质的家规家训外，重要内容还包括祭祀及丧葬规矩记载，这也属于家规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族人共同遵守。例如祭祀规矩，《依尔根觉罗氏家谱》专门有“祭祀程序”规定，即是将祭祀从春节大年三十儿开始一直到初五，如何祭祀，详细注明，例如：领牲程序如何，祭俱摆放如何，换索如何，祭星神如何等等，一节一举规定无余。还有《索绰罗氏谱书》也有同样祭祖内容，体现于《安祖宗方位章程》、《祭祀应用器具》、《一年四大季上坟祭祀》、《春节礼仪》等等。本书收录的满族家谱记载祭祀程序最全的应当属《富察氏谱书》，该谱书关于此方面的记载有：《祭祀仪注序》、《七月小祭祀即磕饽饽头仪注》、《十月大祭祀用猪仪注》、《晚祭背灯用猪仪注》、《第二日祭天用猪仪注》、《第三日祭星用猪仪注》、《祭祀仪注摘要解释》、《兹详供祖宗之根原》。

满族人一向重视大年祭祀，以上家谱所载主要以大年祭祀为主，祭祀主要是祭祖。满族人不同于有些民族有共同的祭祀祖先，而是每个氏族以及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祭祀祖先。祭祀祖先的象征物一般是谱单。谱单平日放在祖宗板上的匣子里，不能随意拿下让人看，只有在过大年祭祖时才取下来祭祀跪拜。还有许多宗族对自己祖先有动人的传说，依照这个动人的传说制成神偶，例如辽东的那氏神偶是两匹木雕青马，据说这是祖先英勇善战的坐骑；另一个那氏神偶是七只鹅，据传该祖先带领本家族躲避敌兵追赶，到了一条大河边上时无法渡过，正在着急之时，飞过来七只天鹅，驼着该家族人安全渡河，从此这个家族每逢过大年祭祖时，同时祭祀七只神偶鹅。祭祖是大事，因而作为族规写在家谱上，使每一个姓氏及同宗族人共同遵守。

丧葬规矩也是家规中的重要内容。满族人贵生重死，对于丧葬礼仪极其重视，因之写在家谱之中，以为宗族人遵守不替。《索绰罗氏谱书》中涉及这一方面的记载有《斩衰三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袒免》。对于守丧，从嫡子孙一直记到五服之内。重死守丧，这是满族人孝道的最好体现，作为一种家庭伦理属于家规内容，因之也必写入家谱之中。

以上满族谱书中关于家规家训的记载充分体现清代满族的社会道德风尚以及民风民俗，可以说是满族的习惯法，具有家族的法效能，因为其来源于家族全体的公权力。满族家谱修纂定稿一般多是由宗族会议确定，公布，确定之后，即成为这个氏族的“家法”，由族长监督执行。不但记载于谱书之上，而且有的还甚至呈送知县衙门存档监督。例如，本书收录的《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廂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中记有《关姓亲族规约》，制定之后，由族长拟定《关规族约申请备案文》呈宁安县政府主席。

满族的族规家法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只以“口头法”形式在氏族中实行，以爱新觉罗氏为例，至明代晚期，爱新觉罗家族崛起于女真社会，尤其在努尔哈赤任氏族“穆昆达”后，为了管理氏族，他“吐口唾沫就是钉”，对犯有过错的族人及阿哈可以“划地为牢”圈禁几日，可以将人绑在杆上爆晒，可以让其穿女人衣服示众羞辱，可以令人煽其嘴巴惩罚，可以绑于树上三天三夜不许吃喝，可以用骲箭射人背，甚至开除族籍降为诸申，等等项项，都是以“口头法”实行处罚。后金建国实行家族统治后，才逐渐制定“成文法”颁布实行，仅举一例，努尔哈赤甚至禁止其妻妾一人入厕，必须二人以上入厕，沾河姑与夫分居15年，却不允另嫁，因为未经“法律”批准解除婚姻，这种种家法就明确记入《满文老档》之中。

清进关后，满洲各氏族多随军岀征，驻防各地，对于家族的约束，相对较为松散。而八旗制度所形成的佐领制仍多为世袭，佐领就是族长，军政一齐管。大多数家族族长任有职司，最低还是领催，没有官职的族长也在家族中有一定权威和经济实力。族长由全族公议推举，有的族长氏族选定后，甚至呈报上级下文任命批准，因此可以说，族长是半官身份。

民间法律的贯彻实行，是在氏族人公议确定为基本条件，其经济基础是氏族公产。若有不宵子孙屡教不改，最严重的可以拘至祖茔“杖毙”，另一处罚就是“除籍”。被开除族籍之人，即不准入录家谱，凡族中公产（坟田、茔木、山林、学田等的收益）一律不准享受，如鳏寡孤独疾患丧葬的困难救济，子孙上学、婚嫁等补助，这在封建社会时代是一项很吸引人的待遇。因此，被开除族籍是一项很重的处罚。

家族法规的监督执行人是族长，而族长的推举任用要根据家法规定执行，担任族长的条件也必须是年长有威望权势，办事公开公平公正，家境殷实，是全族中的“模范家庭”，起表率作用，这样的族长，才令全族人信服。族长有任期，届期重新选任，若处事不公正等，可罢免新选，关于族长的选任、任期、职权及对族长的约束，在《族规家法》中列有明确的条款。

四、记载满族八旗崇尚建功立业的民族心态

家谱乘载着一个氏族的文化与民族精神。著名历史学家红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在《丰润曹氏宗谱》《序（一）》中说：“中华文化大领域中，有一项分目，可以称之为‘氏族文化’。 晋代的王谢风流，北朝的崔卢声望，诗文称道，人所共闻。如果对这一类文化缺乏研究评述，那必然造成全面认识中华大文化的一种空白或阙漏。”

6氏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反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细胞。因此，家谱中往往在谱注中简略记述先人生卒葬地、功名和业绩，甚至专为氏族名人列传，将先人中历史名人、能工巧匠、技术专长加以载录，有的仅只记录先人的一两件事，更有将先人的诗赋文章、著作论述、艺术作品等，一一载录入谱。新编重续的家谱，甚至将族人的各种证书、奖状、协会学会证书等图文入谱。上述种种，记录氏族先祖和族人的功德业绩，记述的是这个氏族的文化，反映的是这个氏族的精神。如本书收录的《洪氏谱书》中，将洪氏祖母“生成贤德，秉性温良”，相夫教子，茹苦含辛，教育子女“喜读书，知勤俭，尚忠实”的优秀品质如实含情地记录谱中，读之而生感佩。《洪氏谱书》还记其三世祖佐领山林保退役居家后，如何亲率子孙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兴办学堂，热心公益等事迹功德，强烈地反映了满洲旗人的爱家爱乡爱国精神。又如讷音富察氏，其家谱记载其氏族历世历代都有多位族人战死疆场，但凡征调岀战，族中年轻人仍然义无返顾地跨马执戈，为国为民喋血奋斗，浴血鏖战，虽屡有战死仍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清中期以后，国家战事渐少，富察氏先祖即殷殷教育子孙，苦学文化，考取功名，为家为国争光，氏族“人才蔚起，担圭列爵，代有传人，谟烈昭垂，可谓盛矣！”。这种种，正反映了满洲民族的开拓进取、奋勇保国、自强不息、善于学习、文武并进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社会所应传承与弘扬的《扈什哈理氏家谱》记载，其先祖岳乐顺时任领队官，在攻旅顺城时，久攻不下，伤亡甚多。岳乐顺愤而跃起，迭落士兵尸体，强行登城，终于打开缺口，后金八旗兵随后冒死强攻，终于破城。岳乐顺战亡，“因功赠拜他拉布勒哈番世职，无嗣，弟代之。”其弟雅吗善又因战功升三等阿达哈哈番，立新功又升二等阿达哈哈番。其子赫塞承袭世职后，因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其后，本氏族世袭直至清末，其间又有三代人战场捐躯而献身牺牲，其谱称本氏为“国之干城”，死亦光荣，全氏族都以为国战死而自豪。这就是氏族精神，热爱国家、热爱民族、仇视外寇的民族精神。本书所收录的其它家谱，都洋溢着对祖先创造的功德业绩的崇尚，例如《沙济富察氏宗谱》说，该姓氏为“固本朝之一大阀阅也。”沙济城，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的古楼村，与抚顺县毗邻。“国初率族属来归，编镶黄旗佐领”。《依尔根觉罗氏家谱》专门设置有恩荣篇、忠孝节义篇等，为祖先创业而取得的功名而自豪。

综上所述，满族家谱是重要的民间资料。当前，在史学研究上，史学家们已逐渐重视“三料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三料”就是文献史料、民间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三料结合”的史学研究，其论证既有内容丰富、三种资料互相佐证，同时，又使理论文章具有丰富性、可读性、趣味性和亲切性。这“三料”中的民间史料，主要指的就是各氏家族保存珍藏的谱书、墓碑和私家著述等文字资料，而田野调查资料主要指亲访、亲见、亲历的口述资科和历史文化遗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正爱研究员著作的《孰言吾非满族》一书，就是将调查资料以人类学理论而研究著作的。另有张德玉、张其卓的一些论著，就是充分利用了“三料”资料写就的。

满族谱书在史学研究中既然有着如此的史料性、重要性、珍贵性，社会各界就理当积极挖掘、抢救、整理、研究和保存。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皆应积极收藏，使家谱资料面向社会。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谱书应起的“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然而，令人焦虑的是，有些修纂时间早、内容丰富的八旗满洲望姓豪族的家谱，不是被文物贩子收购，就是被国外攫取，流失严重，着实可叹！

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立项，编辑影印岀版《佛满洲家谱精选》·《吉林卷》《辽宁卷》《黑龙江卷》，可以说是功德之举，既保存了满族民间资料，更使谱书面向社会，其结果，必然是既满足了史学研究的迫切需求、社会各界的期待，更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彩。因此，应予祝贺。

《佛满洲家谱精选》辽、吉、黑三卷，共影印满族家谱18部，其中有瓜尔佳氏、富察氏、那拉氏、伊尔根觉罗氏、萨克达氏、赫舍里氏、索绰罗氏、觉尔察氏、喜塔腊氏、巴雅喇氏、萨嘛喇氏、洪雅氏等。这些谱书不仅体式完备，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修纂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修谱人文化水平高，多有名人序言，原谱保存完好，特别是有些内容佐证历史，可补史书的缺漏和不足，而对版本学、古文学等研究尤具史料价值，可以说是不可多得的弥足珍贵的民间史料。

《佛满洲家谱精选》的岀版，能为史学家们重视和应用，将是我们所希冀所盼望的，本书也必能起民间历史资料的作用。

内容简介：

满族家谱是研究满族发展史和民俗变迁史的重要史料，近年来随着满族史研究和清史研究深入拓展，开展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专家学者将目光从正史资料转向注重满族家谱研究。满族家谱研究除各图书馆外，在民间有大量收藏。二十几年来，满族家谱整理出版数量较大，但大多为将原本点校后重新排版印刷，尽管再现了原本文字内容，但却没有保留家谱原貌，使其史料信息及价值丢失很大，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多学科交叉研究满族历史及原生态文化的需要。因而，各学术团体、特别是各学科专家学者迫切需求获得原谱进行研究。但是，一部好的满族家谱的原谱，往往具有一定收藏价值，不方便研究者放在案头随手进行研究，实践呼唤国内外国家图书馆大量收藏复印本提供给研究者，如著名清史学家李治亭、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徐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杜家骥、常建华等等都向本书的主编吕萍教授和编辑者何晓芳、张德玉研究员提出出版一部原谱影印本的满族家谱。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本书主编及编辑萌生了编辑本书的想法，得到上述诸位学术先贤的支持与赞赏。

本书弥补了以往满族家谱整理缺陷，将收藏于满族民间的家谱原件影印，同时，在每部家谱影印件之前加上整理者撰写的简介、相关注释。简介详实介绍该家谱的收藏背景、该家族历史、经济社会及民俗传承情况，并将当代该家族整理的相关资料附录其上，便于从各种学科角度深入研究。本《集成》特点：一是全部收编陈满洲家谱；二是仅收编谱书，收录的谱书内容全面，具备序言、世系、祭祀或家规等内容，而谱单、谱折等概不收录；三是尽可能收录《八旗满洲世族通谱》、《清史稿》等有载录的佛满洲家谱，或为地方满洲名人家谱；四是收录各图书馆没有收藏的满洲家谱。全书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各地三卷。主要收录有：福陵觉尔察氏家谱、马佳氏家谱、牛钴禄氏家谱、萨克达氏家谱、哈达那拉氏家谱、富察氏家谱、瓜尔佳氏家谱等18部。

作者简介：

吕萍，女，满族，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吉林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长春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兼任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满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民俗学会、松花江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教育厅评审（文科）专家等职。主要从事东北史、满学、民俗学研究。近年来主持完成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0余项，获省部级科研优秀成果奖6项。在《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家》《黑龙江民族丛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族研究》《满语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在《中国民族报》等报刊发表田野调查十余篇。出版专、编著《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掛和她的弟子们》《满族文化论集》《中国满学》等8部。先后赴英、法、俄、德、日、韩、波兰等国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现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委托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及省厅级项目5项。其中多涉及家谱研究。